2000年8月5日19时25分，当今中国一大智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系梵巴语言文学专业著名教授，九三学社前中央常务委员、宣传部长，全国政协第三至第七届委员会委员，文化大师金克木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

　　一、家世

　　金克木先生祖籍安徽寿县，1912年8月14日出生于江西省一个旧官僚家庭。他父亲本是个穷秀才出身，多年苦读不第，五十多岁才捐到一个县官的位置，但在县官任上屁股还没有坐热，便逢上了辛亥革命，不仅削职为民，而且成为革命的对象。至于他母亲，本是个穷丫头出身，由于天生一双大脚，一生中竟被卖过三次！只是在他父亲做官以后，花了三百两银子才买进门的。金老太爷在家庭生活上也十分不幸，五十多岁的人竟四次丧偶，在得到第四任续弦夫人的同意后，才将这位大脚大手、勤快能干的烧火丫头收为偏房。

　　没想到他父亲的这位偏房倒真有福气，竟在这“鼎革”之年，老爷头上的花翎和顶戴都掉了下来的倒霉年头，给他生下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的金克木先生。而他母亲从生产的痛苦中清醒过来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生了一个儿子，该不会再卖我了吧？”据金先生回忆，“民国成立后，父亲就离开了人世。我生下来就遭遇抄家，尿片都被搜检过”。因此，金先生的童年并没有过上什么富贵生活。

　　金先生一生只拿过小学文凭，少年时，在安徽寿县第一小学毕业后，读了一年中学，便因家道彻底败落而不得不辍学。为了支撑家庭，他16岁至18岁，托人介绍，曾在家乡教小学，养活自己和母亲。这段时间也正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金克木先生曾参加过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活动，并为共产党散发过传单。他在回忆录中谈到，自己还为共产党组织刻过一次钢板，至今还记得，那是一张有关国民党的顺口溜：“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二、求学

　　1930年，刚满19岁的金克木先生，便到北平求学，无家无业在这古都中漂泊。他利用一切机会博览群书，广为拜师，勤奋自学。他先与一群因种种原因读不了大学的年轻“北大迷”一起，到当时还设在沙滩红楼的北京大学旁听，学习英文、法文、德文和世界语。

　　1932年冬，金先生又因经济上难以为继而离开北平，前往山东德县师范教国文。但1933年，他又带着挣到手的一点点微薄薪水回到北京大学做起课堂上的“无票乘客”。1935年，经友人介绍，终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谋得了一个职员的位置，成天坐在出纳台后，管借书还书。那段时间，据金先生自己说，“却是我学的最多的一段时间”。

　　金先生在他的《咫尺天颜应对难》一书中十分详细地谈到他是怎样充分利用北大图书馆自学成才的：“这里大多是文科、法科的书，来借书的也是文科和法科的居多。他们借的书我大致都还能看看。这样借书条成为索引，借书人和书库中人成为导师，我便白天在借书台和书库之间生活，晚上再仔细读读借回去的书。”“借书的老主顾多是些四年级写毕业论文的。他们借书有方向性。还有低年级的，他们借的往往是教师指定或介绍的参考书，其他临时客户看来纷乱，也有条理可寻。渐渐，他们指引我门路。”

　　“这些读书导师对我影响很大，若不是有人借过像《艺海珠尘》（文艺丛书）、《海昌二妙集》（围棋谱）这类书，我未必会去翻看，外文书也是同样。有一位来借关于绘制地图的德文书。我向他请教，才知道了画地图有种种投影法，经纬度弧线怎样画出来的。又有一次，来了一位数学系的学生，借关于历法的外文书。他在等书时见我好像对那些书有兴趣，便告诉我，他听历史系一位教授讲“历学”课，想自己找几本书看。他还开了几部不需要很深数学知识也能看懂内容的中文和外文书名给我。他这样热心，使我很感激。”

　　金克木先生还特别谈到过一位从几十里外步行赶到北大图书馆来的鼎鼎大名的教授，虽然金先生没有透露他的姓名，但可以肯定他不在北大任教，只可能是当时燕京大学或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他夹着布包，手拿一张纸向借书台上一放，一言不发。我接过一看，是些古书名，后面写着为校注某书需要，请某馆第准予借出。借的全是善本、珍本。”由于外借需有馆长批准，而馆长那天又刚好不在，这位老先生又一言不发地离去了。待这位客人走后，“我连忙抓张废纸，把进出书库时硬记下来的书名默写出来，以后有了空隙，便照单到善本书库中一一查看。我很想知道，这些书中有什么奥妙值得他远道来借，这些互不相干的书之间有什么关系，对他正在校注的那部古书有什么用处。经过亲见原书，又得到书库中人指点，我增加了一点对古书和版本的常识。我真感谢这位我久仰大名的教授。他不远几十里从城外来 给我用一张书单上了一次无言之课。当然他对我这个土头土脑的毛孩子不屑一顾，而且不会想到有人偷他的学问。”

　　当后来的人们惊叹金克木先生如此博学多才，怎么想得到这位当年北大图书馆的小职员，竟是如此这般进入到知识与文化海洋中的呢？

　　金克木先生晚年曾这样对他在北大图书馆的经历作出了总结：“我当时这样的行为纯粹出于少年好奇，连求知欲都算不上，完全没有想到要去当学者或文人。我自知才能和境遇都决不允许我立什么远大目标。我只是想对那些莫测高深的当时和未来的学者们暗暗测一测。我只想知道一点所不知道的，明白一点所不明白的，了解一下有学问的中国人、外国人、老年人、青年人是怎么想和怎么做的。至于我居然也会进入这一行列，滥竽充数，那是出于后来的机缘，并不是当时在北大想到的。可是种因确实是在北大。”

　　少年时期只拿过小学文凭、并教过小学的金克木先生，特别看到了小学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在一个人的求知道路上，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好奇心，而“好奇心是在上小学时培养出来的，是小学的老师和环境给我塑成的。定型以后是再也难改的。大学老师，无论怎样高明的‘灵魂工程师’，也只能就原有的加以增删，无法进行根本改造。大学只是楼的高层而不是底层。中学、小学的底子不好，后来再补就来不及了。教育是不可逆转的。我们不能不顾基础，只修大层顶。”

　　1937年至1938年，中日战争爆发，华北吃紧，北平难以再呆下去。金先生虽无中学和大学文凭，但由于有多门出色的外语，又擅长写作，1938年被香港《立报》聘为国际新闻编辑。1939年又经友人介绍，到湖南长沙省立桃源女子中学教英文。此时，由于湖南大学缺法文教师，使精通法文的金先生终于走上了大学讲台。在这段时间里，他与施蛰存、戴望舒、徐迟等诗人交往，创作诗歌。早在24岁那年，他便出版了诗集《蝙蝠集》，已在新诗界卓然成为一家。徐迟先生的回忆录《江南小镇》中，对他们的交往有详细的记载与描写。　　

　　1941年，金克木先生经缅甸到印度，任一家中文报纸的编辑，借以糊口，同时学习印地语与梵语，后又到印度佛教圣地鹿野苑钻研佛学。他一边阅读汉译佛藏，一边跟随印度著名学者乔赏弥学习梵文和巴利文。此后，他曾随迦叶波法师学习《奥义书》，又曾协助戈克雷教授校勘《集论》梵本。从此，金先生走上梵学研究之路。

　　三、在武汉大学

　　金克木先生是于1946年10月27日来国立武汉大学任教的。当时，抗战胜利后不久，他已开始在学术界初露头角，又刚从印度留学五年归国，在上海作短暂停留后，经友人曹来风介绍，应聘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讲印度哲学史与梵文。据他当年的学生、现今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肖箑夫先生回忆，他还在武大教过西方哲学史。

　　金先生来武大一事，说起来与吴宓有关，吴宓来武大任教也不过比金克木早两个月，但作为当时武汉大学外语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又是校务委员会委员，在人才举荐方面是个说得上话的人。加之他与金先生原本认识，当年那位勤奋好学的青年人曾给他留下过很深的印象，又有友人曹来风的介绍，便极力向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永济先生及校方举荐金先生。因此，这位只拿过小学文凭、全靠自学成才、精通东西方多国语言与文化、年仅34岁的金克木，成为了当时人才济济的国立武汉大学教授队伍中的一员。

　　金先生初来武大任教时，曾与母亲一起暂住作为教师单身宿舍的“珞珈山半山楼”，后很快迁往武大东中区二栋二楼，与我们家成为门挨门的邻居，这种关系是我在“文革”后从我父母的回忆中才得知的。我父亲曾经告诉我：“金先生博学多才，诗书礼乐无不精通，又十分健谈，其语言风趣幽默，每每必有高论。”据我母亲回忆：“金先生是与他母亲金老太太一同来武大的。每日中午或晚上，家家户户都抬出小桌子到走廊上吃饭，实则是听金先生讲演，场面十分热闹。有时他讲得太投入，竟忘记夹菜，金老太太便亲自给他夹，天热时，还给他打扇子，并总催他快吃，足见老太太爱子之情。但几乎每餐饭下来，他总是最后一个吃完的。”

　　我母亲现在还能清楚地记得，1947年6月23日，她的第一篇论文《屈赋新译》，连同我父亲为她写的《屈赋诗译序》，发表在由吴宓教授主编的《武汉日报》文学副刊版上，同期还刊登了唐长孺先生的《论金代契丹文字之废兴及政治上之影响》一文。当晚，金先生特来我家庆贺，并与我父亲彻夜喝酒，畅谈了一夜。后据我查证，金先生确有爱喝酒的习惯，直至晚年，也仍然是“革命小酒不断”。

　　除了这些邻居外，与金先生交往最多的，当数历史系的唐长孺教授、外语系的周煦良教授、中文系的程千帆教授了，这四人年龄相仿，经常一起外出，绕着珞珈山散步，一路高谈阔论。金先生晚年还专门著文《珞珈山上四人行》回忆此事，文中提到：“假如有人稍稍注意听一下这四位教师模样不过三十五岁上下的人谈话，也许会觉得奇怪。他们谈的不着边际，纵横跳跃，忽而旧学，忽而新诗，又是古文，又是外文，《圣经》连上《红楼梦》，屈原和甘地做伴侣，有时庄严郑重，有时嘻笑诙谐。偶然一个人即景生情随口吟出一句七字诗，便一人一句联下去，不过片刻竟出来一首七绝打油诗，全都呵呵大笑。”

　　1947年，蒋介石发动的内战越打越大，5月底，全校学生连续三个晚上组织大型时事座谈会，并请几位敢于仗义执言的知名教授讲演，金克木先生慨然前往，并深受学生欢迎。会上约定，响应华北学联提出的定于6月2日举行的全国各大城市学生大游行。

　　哪知就在6月1日凌晨三点，国民党军警宪特近千人突然包围武大珞珈山校园，由带上大口罩的校内特务何钊带路，拿着黑名单到学生和教工宿舍抓人，进步师生有很多人被抓上囚车，当学生们要冲出宿舍营救被捕师生时，国民党军警便向学生宿舍开枪射击，当场枪杀黄鸣岗、王志德、陈如丰三名武大学生，从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一惨案”。　　

　　在被捕的五位师长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哲学系的金克木教授，同时被捕的还有工学院的刘颖教授、外文系的缪朗山教授、中文系的朱君允教授、历史系的梁园东教授。这一事件激起了全国学界以及社会各界的抗议浪潮，三天后，国民党当局迫于政治与社会压力，才不得不释放金克木先生等人。

　　“六一惨案”使金克木先生等五位教授一时成了新闻人物。北京大学更加看中金先生的才学与人品，并多次表达想请金先生北上任教的愿望，由于吴宓此时也有离开武汉大学之意，金克木先生便于1948年7月19日离开武汉大学前往北京大学任教，从而开始了他长达52年的北京大学教授生涯。算起来，金先生在武汉大学任教时间并不长，前后不足两年时间，以后也再没有回到过珞珈山。他与武汉方面的联系也就仅存于这一点：他在北京与从西南联大毕业的女才子、武汉大学历史系著名教授唐长孺先生的妹妹唐季雍女士结为伉俪。　　

　　1974年，有“中国当代李清照”之称的著名女词人沈祖棻先生，在她的《涉江诗》中，曾如此生动地描写和高度评价了当年在武汉大学任教的金克木先生：“月黑挑灯偏说鬼，酒阑挥尘更谈玄。斯人一去风流歇，寂寞空山廿五年。”

　　四、拜望

　　我是在2000年4月17日见到金克木老先生的。

　　我之所以会萌生拜访这位文化大师和一代智哲的念头，主要还是由于我的好友、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孺教授的公子、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唐刚卯先生的缘故。

　　2000年年初的一天，我到唐家去玩，无意中谈起金先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唐刚卯却语出惊人：“金克木先生是我姑父！”真没想到，与我从小到大、相交几十年的老友，竟与金老先生有亲戚关系！我随口便道：“那能不能给我引荐一下，我4月份要去北京大学参加《二十世纪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学术讨论会》，很想借机去拜访这位老先生。”唐刚卯马上给我往北京金家打了电话，金克木先生在电话中当即表示：“非常欢迎老邻居的儿子来访”。

　　会议结束当日，4月17日下午3时，我敲响了北京大学朗润园13公寓的金家大门，开门的老人就是我久仰大名的金克木老先生。

　　这位88岁高龄的文化大师身着一件紫黑色的羽绒服，脚踏一双老式布鞋，头戴一顶老人防寒帽，帽沿边露出根根雪白的银丝。他个子不高，面容清瘦，目光炯炯，望我笑笑，便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说了声：“让我来看看我老邻居的儿子。”端详了我一会儿后，那话匣子就打开了：“我看你不太像你令尊大人。令尊年轻时很特别，甚至很古怪，他个子没你高，但声若洪钟，势若奔马，里穿一套西装，外披一件古式战袍，来去匆匆，行走如飞，是有名的珞珈山上一大怪！”随后是一阵朗声大笑。

　　他亲切地将我引进他的书房后，我看到的是我十分熟悉的老学者家里的简朴风格：没有式样时髦华丽的家具，但那古色古香的老式书桌上堆满各类书籍，显得相当零乱。我早就听说过，他是北京大学80岁以上的老学者中惟一会使用电脑的人，果不然，一台电脑就放在桌上。除左右那两排书架外，就连门边的地上，也堆放着一套由木匣子装的《二十四史》，上面还摊放着几本线装书。请我坐定之后，他先给我倒上一杯茶，自己便坐在一把很旧的藤椅上。

　　在询问我父亲过世后母亲和家人的情况后，他便很快将话题转到了历史学研究上。

　　对于这次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学术会议，他关心的是有没有中国史专家参加，在得知参加者都是研究外国史的学者时，他不太满意地问道：“世界史中怎么能缺中国史呢？”他听说我是专门研究德国史的，便跟我大谈德国历史中的典故。我曾自信自己是个能说会道的人，但在他老先生渊博的知识面前，简直不太敢插话。而他谈激动了，连帽子也索性取了下来。

　　他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说，中国人在古代科学技术上是领先西方的，为什么明朝以后中国整个社会的发展就都落后于西方了呢？”我用一种比较传统的看法回答了他：“这多半还是与中国有太顽固的专制传统有关。”对这个答案他并不太满意，他认为，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中国，而在西方。紧接着，他滔滔不绝地给我谈起他近年来对世界数学发展史研究上的心得。他发现15世纪以后所有近代初期的西方思想家和科学家几乎都是数学家，而数学可以说是科学的神经，显示着文化的缩微景象。

　　他向我强调：“西方数学发展的重大转折点出现在1453年。这一年，中国没有大事，但土耳其人攻占并洗劫了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由于古罗马时代的残余科学文献过去一直保存在君士坦丁堡，城陷之时，那里的学者带着残书逃向了西方。原先罗马人继承了希腊文化，后来西罗马帝国是拉丁文化，现在希腊文化随着逃来的东罗马学者又回来了，还加上了阿拉伯文化和希伯来文化，这就在西欧形成了多种文化的大汇合，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击、排斥、吸收、转换、变化的情景。数学公式中的希腊字母、拉丁字母、阿拉伯数字组合、印度的零，正好鲜明地显现出这种多元文化的大汇合。而在中国，秦、汉时期奠基的汉语文化一直以独尊的姿态迈着四方步向前走。因此，在科学与文化方面，中国对欧洲是处于一对多的弱势中。西欧多种文化汇合产生了新文化，突出表现在仿佛前锋的数学和文学艺术方面，构成所谓文艺复兴。有了数学的飞跃，才有其他自然科学的大进步，才有了以后西方工业革命的基础，才有了西方社会发展上的飞跃。我想，这就是1453 年东罗马帝国灭亡的意义。研究历史的人应充分重视1453年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意义。”随后，他得出了这个极有意义的结论：“任何一种文化，如果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影响和补充，是难以产生革命性变异的。”

　　接着，他又与我谈起作为学者应有的精神状态问题，我想起爱因斯坦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举行的马克斯·普朗克六十岁生日庆祝会上的讲话《探索的动机》，便背给他听：“……促使人们去做这种工作的精神状态是同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的精神状态相类似的，他们每天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这一次，对我用爱因斯坦的话作出的回答，他很满意，便笑了笑说道：“是的，我这一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发现的快乐’。”

　　五、怀念

　　三个月后，我接到7月底前往天津参加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的邀请信，心中正想着会议结束后绕道北京再去拜访金克木先生的计划。好友唐刚卯突然告诉我一个不幸的消息，“我姑父身患肺癌，已到晚期，现已住院。”接着，他又说道：“工真，你知道吗，我姑父临住院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向《读书》杂志投了一篇稿件，这篇稿件很可能会成为他的绝笔，其中有很大的篇幅，评论了你的那本书，你真是好福气啊！”

　　7月27日清晨，我乘38次特快赶到北京西站后，立即给三联书店编辑部主任孙晓林女士打电话，因为她与金老先生有往来，知道他住在哪家医院。她告诉我：“金老先生住在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住院部401病房”。我随即马不停蹄地赶往医院。

　　推开401病房的门，还没有见到病床，就听到一阵阵的水响声，那是肺癌晚期的金老先生发出来的，由于肺部大量积水，他老人家就连每呼吸一下都十分艰难。躺在病床上的他，从头到脚浑身上下管子插满，人已消瘦得变了形，惟有一双眼睛还像上次见到他时那样目光炯炯，头脑还十分清醒。他的儿子金木子先生始终守在他的床头，见我进门便迎了上来，问道：“你就是那位很著名的数学家李国平先生的儿子吧？唐刚卯告诉我，这两天你会来。”

　　说完后，他把我引到了床头，告诉金老先生：“武汉大学历史系的李工真看您来了。”我喊了声：“金伯伯，我来看看你。”呼吸艰难的金老先生看了我一眼，握住我的手，很困难地说了声：“谢谢你……”我拿出为他拍摄的两张照片，递到他的眼前，轻声说道：“金伯伯，上次给您拍的那两张照片给您送来了。”他定了定神，看了看，又微微点了点头，便闭上了眼睛。

　　金木子把我引出门外。在医院的走廊上，他谈起他父亲的病情，显得十分悲观。他看了看那两张照片，说道：“这可能就是他一生中照的最后两张像”，并认为其中有一张，很可能是他一生中拍得最好的一张，将来可以作为他的遗像（这张照片后来果然作为他的遗像刊登在《人民日报》与《南方周末》上）。

　　这时又有医生、护士进病房来，金老先生很艰难地问那位医生：“我已经进入到涅槃境界了，为什么还没有死呢？”这竟然就是我听他讲的最后一句话！

　　九天后，金克木先生循其独特的路径走完了自己的一生。遵金老先生的遗愿，丧事从简，没有举行任何追悼仪式，一个多么聪明、多么有智慧、多么了不起的人就这样走了！

　　或许，大树的高度，只有当它倒下来的时候，才能量得最准！在这位文化大师、一代智哲的身后，留给我们的是等身的著作和大量的文章，那字里行间，不仅有他作为文化大师坚实的足迹，更浸透着他非凡的智慧和深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