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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写写胡适之先生？海外人士自然不乏其人，如唐德刚兄即是一位绝好的“胡学专家”。台湾也会有之。在大陆，却成了“问题”——日前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百年人物·胡适在1917》专栏来找我，定要讲讲胡适。家人说：他1918年方生，而1917已是新文学运动发轫之年了，胡先生是主要人物——他如何有资格讲胡适之？中央台女士不答应，说如今再找不到与胡适之相识之人了。
我听了不禁一惊——原来已经这样子了，连我都成了能说“开(元)、天(宝)遗事”的“白头宫监”了。这虽有点儿比拟不伦，可是再“伦”些的比拟又往哪部书里去查呢？
我写了两三篇小文，谈说胡适之先生，但今日经中央台一邀请，我却真的提起了兴致。在几百瓦的强光巨灯前后“烘烤”之下我讲的不会太“好”（何况气温正在40度左右）。我再三重写一篇“新”文，又何不可之有？
我对胡适之先生，其实谈不上什么了解与认识，因平生只有一面之缘，鱼雁传书有过六七通；他的著作我只读过两篇考证《红楼梦》的浅显文章。我的“学识”和“水平”，能讲胡先生的什么呢？
但默坐沉思，好像又有些可以一说的话——这“可以”包括不妨一说和也想一说的两种意念。
我是一名村镇里的小后生，不想有幸结识了许多的名流硕学，而且都是比我年长的忘年之交。今日回想起来，这么多位之中，还得推胡适之先生为首位。
这理由很多了，并非震于盛名而故献谀颂之俗意。我试举数端，以资品论——
第一，就是他的影响没人能比。在海外此情最显：世界上汉学专家除外，一般人对中国文化的 “常识”是有两位名人：一个是Confucious（孔夫子），一个就是Dr. Hu Shih（胡适博士）。他的代表性之大，于此不难想见矣。
还有，我见台湾出版的《胡适全集》，附印有他所获世界各大学赠予的荣誉学位，列成一个惊人的长串！我想，古往今来，国际上学位最富的人也许就算“观止”了吧？
再说，据云他的全部著述多达两千万字。我也不知道人类历史上还有谁的“字数”可以方驾而齐驱。
这是中国百年来的文化巨人伟人中的首位，大概名次不会有异说——比如梁启超、陈寅恪、钱钟书，只怕皆须逊让一筹。
第二，从人品性情而察之，胡先生是一位忠厚长者，君子仁人。
我这样说，有事实依据。
仁者待人，必以宽厚，不忮刻，不猜忌，无自大之态势，有热情之心肠。信任别人，尊重别人。朗爽平易，真诚大度。
我于1947年之秋，发现了《懋斋诗钞》因而得使雪芹的踪迹比先前丰富了很多——此时离胡先生发表《红楼梦考证》已有二十六年之久（1921—1947年），然而他的学术热情依然不减当年。因于报端见到拙文，立即写信给以响应。
以此为始，通信频繁，讨论切磋。他从赵万里先生处得知我只是燕京大学的青年学生，和他的学术地位实有“云泥”之隔，但他依然以平等的态度相待，信札的语气一贯客气委婉，真率关切。这儿没有做作的气味。
就是这样的交往关系，我竟冒昧地想借他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四松堂集》两部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这三部书，一经我写信请借，他毫不迟疑地包裹好了，托名教授孙楷第先生带给了我（三部书有先后，不是一次）。
我印象最深的是“甲戌本”的到来和入目，事隔五十多年，其情景仍然历历如在目前。
那是一天的下午，当时无课，也未到图书馆（一般情形是必到那里，不在宿舍屋里），忽闻叩门有声。迎接看时，却是孙楷第先生，样子刚从城里回来，手持一个报纸包，交给我，说：是胡先生捎给你的。
我向他致礼道谢。他说：“没想到你这么用功。”因不肯多坐，告辞而去。——我这才急忙来看那个“纸包”。
三层旧报纸（看过的日报）裹着，正面极浓的朱笔字写着我的学校、宿舍、姓名——这三张旧报我保存了多年，家人不知其意义，大约后来给“处理”了，十分可惜。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节目中还想要拍它留影。
打开看时，一个不太大的旧布函（俗呼“书套”），函内四册敝旧的抄本书。
掀开第一页——我不禁惊住了。原来我所见过的那所谓《红楼梦》，都让人大大地“改造”过了！眼前的景象，绝对不是想象力所能揣度得出的。
那黑字写得质朴厚重，似乎老练中又带点儿“稚气”。黑字之外，上下左右，还有数不清的“红字”——朱批满布于眉上行间。纸已微黄，明显已经发脆了，我小心翼翼地翻转叶子（叶，是中国式的双折叶，不是今天的“页”、洋文的page，而该叫leaf）。
急看第一回的正文，入眼的大黑字明白写道是：“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说来虽近荒唐，细谙（流行本皆作“按”）深有趣味。……”而不是习见的“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的那一段“不像小说”的“闷话”。
细看时，原来那段话本非正文，而是回前的卷头《凡例》中的最末一条。流行的本子是没有了“凡例”，而把这一条拉进了首回，混成了正文的开端。
总之，一切使我惊奇不止，对书发“愣”，久久才从兴奋激动中“醒”过来。
这部书，今日人人皆知，乃是连城之璧，无价之珍（1980年美国的红学大会上才公开露面，大家惊为奇珍异宝；听说携至会上的保险费即高达数万美元）。而在1947年世人未见之珍本，我说了一句话，就慷慨地捎给了我——而且，从此以后，再无一言询及，书是否还用？何时归还？……这些情理中的惦念之意，半字皆无，简直好像是忘了它？
一个不深知的青年学生，他竟然如此信任，我想世上未必还有第二例。
也许有人会说：他当时并不重视此书，故视之淡然。是这样子吗？反面的证据可以举出两点：第一是他告诉我说此书将来要献给公家。第二是他在北平解放前夕离开北平时只携带两部书，其中一部即是《甲戌本石头记》古抄。说他未加重视，显然不是事实了。
然后，讲讲他的热情关切学术研究和青年学子的事业。我也可以举出亲历的事例。
当我见到了“甲戌本”之后，感触实在太深了，就写信说（只记得大意）：您得到此本之后，写了《考证》，未对它再做研究，迄今已有二十几年。观此雪芹原本真相，被后人变动篡改得太厉害了，亟应校订出一部新版来，恢复雪芹的本来面目，此为一件大事。
此原是我向他建议之意。
很快接到了回信，他对建议表示出兴趣和支持：（大意说）这是个异常繁重的巨大工程，所以无人敢于承担；你如愿意做这件事，我可以提供书籍（指可资校订的版本）。
这就是说，他的身份地位，已不容他去做这种浩繁而琐细的校勘工作了，他将我之建议转而让给了我，并附以热情的支持。——这种支持也并非空头话，后来果然又借给我大字“有正本”——当时已十分难得。书上印有“胡适的书”四字白话印（这也是他的创例）。
后来赵万里先生主动介绍，引我到东城王府大街北口东厂胡同一号去拜会胡先生。事后他的信中除答我之话外，并言说到见我身体不甚强壮，嘱我不要太用功，要注意健康。
这一切，都可表明他对青年人的一种真诚的关心与扶持。
由这儿也就可以窥见我的历程：开头发现《懋斋诗钞》是曹学，而由“甲戌”、“有正” 二本（加上后得的“庚辰本”）才是进入红学的真开端。饮水思源，岂有不念之理？人家批我是“胡适派”，当时害怕，想讳言或否认，如今再思，也够可笑可愧了。
次后再讲讲他的仁厚高风。
诗曰：
肯将秘籍付何人，不问行踪意至真。
谁似先生能信我，书生道义更堪珍。
下
“文似看（ｋāｎ）山不喜平”。平铺直叙最是索然而乏味、昏昏以催眠了。但我行文至此，真不知怎样才是“起伏顿挫”、“跌宕生姿”了——这实在不是“梦笔生花”的事情。
写胡先生的大度，也可分为两个阶段而观其大略，并非“单文孤证”可比。
从一开始，讨论新发现的《懋斋诗钞》内所表示的雪芹生卒年问题，胡先生只同意拙见的一半（卒年），而不赞成拙说之生年“雍正二年”说，理由是若生得那么晚，“就赶不上繁华了”。我即与之辩论，若依他的假设将生年提前五年（即康熙朝之末），那时曹家已十分不幸，父子相继病亡，过继一个幼侄勉支门户，两世孤孀，家口零落，生计艰难——哪儿还有什么“繁华”可赶？
适之先生不肯接受此言，而且后来连他表过同意的卒年（乾隆癸未）也撤销了（仍主卒于壬午）。当时我少年“气盛”，说话莽撞，但他并未介意，依然和蔼“对话”。
更有严重者，是我在文稿中讥讽了他的“白话文”的主张，批评他赞赏“程乙本”。这回措辞更是太欠委婉，态度太不平和了。他的反应是只将这一页用紫色笔打了“×”，加了一句批语，将稿寄还给我。此后也并无芥蒂的迹象可寻。
再讲一层更为麻烦的“关系”。拙著《红楼梦新证》创始于1947年，主体完成于1948年，稿内涉及胡适名字之处，原是一概敬称先生，亦无不恭之词。学术见解略有分歧，从未触伤交谊情分。但到正式印制成书时，已是1953年之9月，这其间已然经历了天翻地覆的革命变化。主编者当然要把政治和思想意识的关，就将稿内的敬称删净，建议加强对他的批评批判之词。
其实，我想和胡适“划清界限”只用这点儿办法是不灵的——后来的运动中，“与胡适的关系”成为我所生地村镇中的一桩特大政治案件，家兄祜昌因与我合作校勘真本《红楼梦》遭人“告密”，说是写作“反动的书”，与胡适有“政治关系”，以致三次抄家，书籍稿件片纸无存，并且最后“扫地出门”了！
与此成为“遥映”的情景发生在当时的“海外”。据后来传悉：台湾有一位人士，买了一部 《新证》送给胡先生，意在“挑逗”——让他看“周某批胡”的地方，惹他的恼怒。谁知，胡先生读了此书，大加称赞，却要他再为代购几部，以便分赠友人。他说：此书虽有“可以批评之处”，却是一部好书。并云：撰者的治学功力，令人佩服；是他的“一个好学生”。（这句话，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节目邀我讲《红》时，曾于映出胡适相片时特以醒目字迹映出。）
再据我后来所见，他文章中叙及戚蓼生时，完全是采用了拙著中《戚蓼生考》的研究收获。
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他是有仁者之心的厚道人，不计较那些历史造成的琐末细故。若是一个计较鸡虫得失、惟恐失一毫毛的器量狭小的卑流人物，就会“怀恨在心”，找个什么“机会”也要施以报复之计，方为称怀快意。
从这一点，我可以进而说明一点：在我五六十年来有幸接触交往的很多位鸿儒硕学中，称量其为人的气度气象、胸襟视野，我感到惟有胡适之能够得上一个“大”字。
这个“大”，就是中华文化上讲的那个“博大精深”的大。这是个“形而上”的命题，并不同于图表数据——需要体会感悟，而不是“计算”。
我确以为，百年以来，与胡先生同世的名流学者，都还于这个“大”上难与相比。多数是专精于一科一门，兢兢自守，门庭不广，抱负有限，成就表现也显得区域广狭远远不同。
也许我的估量偏高了吧？但我还是希望中国学者，应该有此“大”者才行。
本文的标题是出于1987年胡适之先生百年诞辰时我作的一首七律，其时我正在北美，周策纵先生要到台湾去参加纪念大会，便将此诗携去（后来《传记文学》曾有刊载）。记得那是1948年的某日，由赵万里先生的引介，我到东厂胡同一号胡府上去拜会他。平生一面之缘，至今已成为十分珍贵的历史记忆。当我第二次再造府门时，启扉迎客的是他的长公子，口称家父事忙，已不及接谈——我是专程送还“甲戌本”的，便将书函交付他手，作辞拱手而别。
我与胡适之先生的缘分，至此告一段落。
我方才说过：胡先生之为人治学，堪当一个“博大精深”的大字。至于精深，是为另一标准，我不敢妄评如何了。记得见过一篇文章，说梁漱溟先生评论胡先生的学术时，用了三个字，是“简、显、浅”。倘若如此则与精深即有距离了。
胡先生的两千万字的著述我未读过，并无资格发言；我只能从他对待《红楼梦》版本这个问题上略略窥见他对文学与语言的识见与主张，因而感到他在这方面确实伤于简浅了。
例如，在1982年以前的八十年的长时期，普通流行的“标准本”《红楼梦》就是胡先生自己珍藏的“程乙本”的“化身”，胡先生为之制序、考证，成为“经典”。但此本实是程、高之辈伪续而又篡改前八十回大量文字的一个最坏的本子——即去真最远的假“全本”。胡先生赏识此本而为之印制推广于天下，理由只是它改得“更白话化”了。至于文字的优劣美恶，情趣气味的高下雅俗，他就一概置之毋论，“一视同仁”了。
我对这一点，特别敏感而难以“忍受”——也许是天性吧？我对朋友个别谈心乃至在某种聚会场合中，都不讳言这一点。我的骇俗（甚至伤众）的话是：一个人连雪芹的原手笔与程、高等人妄改伪加之文字的优劣都不能区辨，不能感受两者的巨大而深刻的云泥霄壤之别，则此人有无可能（资格水平）来研究中国汉语文的文学，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问号。
难道大师如胡适之，竟会如此吗？
至于他在新文学运动中力倡“白话文”之有功，人人皆晓，何待烦言。可是我看到他对白话与文言的“走极端”的态度，也深感诧异！
我时常疑念这一点：胡先生把“文”、“白”机械地割离分裂，使之成为“绝对对立”，令青年人觉得“文”是极坏极可畏的“洪水猛兽”，避之恶之，惟恐不及——这对吗？这“科学”吗？这于中华大文化之发扬发展，有利还是有害？百年来学术界有识之士，深思熟虑过吗？
事实上，只要平心静气地好好学一点中华汉字语文的话，就会悟知：在我们几千年的文化史上，“文”、“白”不是像有人想象的那样如同棋子，一边纯黑，一边纯白，两边是“仇敌 ”，“你死我活，不共戴天”！这样理会，我老实说（无法委婉含蓄），是可笑的。
这样看待中华语文，是错的，不科学的——对自己民族的语文是不曾好好学习认识过的。
“文学改良”（或“革命”）的命题是无可厚非的，谁也不会反对——小说、剧本、童话、儿童故事……都该是“白话”——文学嘛。但事不止此。学术专著、政治文件、一封信札、一个通知、一张请柬……依胡先生，都绝对不可有一丝一毫“文”句。中华的“文各有体”的明智科学的传统，到此无人再讲——真是千篇一律，啰嗦无比！
这种“白话灾”，人亦不思：写个什么，动辄“洋洋万言”——这“万言”的写、抄、打、 印、校……最后的“刷”(印也)，所费的白纸，所需的人力、时力、物力……简直惊人极了！
可是，谁也不来算算这笔惊心动魄的大账！
这种后果，胡先生自然是不曾想到，也不会以为是什么可忧的“大事”吧。
其实，百姓口中天天说些“文言”，广东方言简直就是“文言”讲话。
我开过玩笑：直到“打倒文言”的百年之后的今日，我接到的各种请柬百分之九十九最后一句还是“敬请光临”。这怎么“白”起来呢？建议改写成“恭敬地请求您浑身发亮地到来！”这够“白”吗？
假使中华人所写的“语文”都成了这种“改良”或“革命”的“现代新中国话”，我们还能“活”得下去吗？太可怕了吧？
我感念胡适之先生的人品道义，与我对他的语文主张的态度完全是两回事。我怀念他，是心里话，以前不便畅言。对他的语文主张有不同意见，也是心里话，不说就不诚实。如果什么地方什么人士借此来别生是非，那就是道义、学术以外的事了。
胡适之先生的博大、仁厚，是谁也歪曲不了的。
诗曰：
平生一面旧城东，宿草离离百载风。
长念有容方谓大，至今多士尚研《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