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斜长的旧影中，有一帧文化人的老照片令我难忘：1902年，苏州城内一座古旧的老屋前，82岁的经学大师俞樾古怪的悬臂倒提着一柄拂尘，另手牵起懵懂中的重孙俞平伯。小伢只有三岁，一双稚眼微侧透出好奇，老者则桀骜地俯视世相，不平之气凛然生出。后人记俞樾这位清代进士壮年之后的经历曰：“咸丰五年任河南学政，因分摘字句，被劾去官。先后主讲苏州紫阳、上海求志书院，后又主讲杭州沽经书院，历三十年。”俞平伯这颗读书种子长大后，写白话诗，写《燕知草》，又做《红楼梦研究》复研究古诗词，料不到本是书斋之梦却意外惹出弥天大祸，“文革”之中又被流放到豫南农村。一门书香的德清俞氏家庭于是与河南结了奇缘。
后来俞平伯为纪念同夫人许宝驯结婚六十周年而作的长诗《重圆花烛歌》，实际上是他一生的自传。全诗用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共二十二句记述他们在豫南农村的生活，可见这段日子在其生命历程中深深的印痕：“……此后甑尘不回首，一肩行李出燕郊。燕郊南望楚申息，千里宵征欣比翼。罗山苞信稍徘徊，一载色留东岳集。”
中国科学院学部文学所第一批“五七”干校学员，包括俞平伯、何其芳、钱钟书、吴世昌等人在内，是1969年11月16日晨乘火车抵达信阳的，先在罗山丁洼稍作整顿，继又转到息县的包信和东岳集。俞平伯这时正是古稀之年，他的夫人大其四岁。
当时经济开发未被提上日程，偏僻的豫南农村山河依旧，古风犹存，俞平伯呼吸到了许久不遇的新鲜空气。1970年元旦，干校开始肃清“五一六”分子的斗争会后，他们夫妇被分配定居到东岳集。他1月23日记：“由包信移东岳，人与行李俱在一卡车，车路迂折，有五十里之远。下午四时行，到已黄昏。住邮局北首农家小屋，是一草间，茅茨土墙，比在包信小学稍宽，门以芦席为之，且关不上。宅南向，北无窗。西侧临一池塘，有些稚树，风景尚好。”实在地讲，与干校其他学员比起来，俞平伯夫妇过的是一种特殊生活。老两口可以合居一室与村民为邻，另起炉灶。他们被放逐，在于一种精神和文化的遭侮辱而非别的。杨绛女士随后也来了，但她和钱钟书却分别过着准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偶尔才有“菜园相会”。俞平伯和许宝驯伉俪，从移居东岳农舍之日起，“负载相依晨夕新，双鱼涸辙自温存。烧柴汲水寻常事，都会秋窗共讨论”。
俞平伯贪馋地打量着新奇的世界：“几日檐前盼雨晴，倩君扶我出门行。迷离玉雪玻璃翠，快睹西畴小麦青。”转眼天气回暖，淮河两岸万木争荣，杂花生树，诗翁的心情更加舒缓，他写《楝花二首》：“此树婆娑近浅塘，花开花落似丁香。绿荫庭院休回首，应许他乡胜故乡。”初夏的东岳在老人眼中是这么一幅活泼欢快的景色：“樱子黄先赤，红桃间绿桃。塘春嬉扁嘴，延颈白鹅高。”
老夫妻又间作劳动，但是那不像干校里的项目，好长一段时间，主要是利用当地富产的红麻资源和乡民们一起搓制麻绳。《绩麻》诗说：“脱离劳动愈三世，回到农村学绩麻。鹅鸭池边新绿绕，依稀风景抵还家。”同时在日记里说：“共绩麻绳一百五十三卷，每卷三丈二尺。宝驯续十七卷，又粗麻辫二根。”淳朴有序的豫南乡情和民俗浸润着夫子的心，俞平伯不觉已陶然而忘机。“雨中行路一趔趄，昏暮思归昧所趋。自是人情乡里好，殷勤护我到茅庐。”他还满腔热忱地教房东孩子识字：“危言漫与屠龙技，讹谬流传逝水同。惭愧邻娃来问字，可曾些子益贫农。” （《邻娃问字》）返璞归真，老人对过去从事繁琐的学术考证和漫无边际的文字生涯仿佛生了悔意。
七月里，外孙韦柰从通县农场到息县看望他，老人高兴异常，夜晚同外孙纳凉玩月。又赋诗：“祖孙两地学农田，北国中州路几千。知汝远来应有意，欲陈英力起衰年。”十二月间，儿子俞润民携孙女华栋远来，老人喜作《润民远来感怀二首》：“热火初明暖渐赊，儿孙对坐话鱼虾，携将北国皆珍味，只惜而翁饭量差。”
除了在东岳绩麻，俞平伯作为干校的老学员，也曾学种菜，积绿肥。政治生活要参加“天天读”，定期写检查，不时还参加放样板戏电影的“威虎山大会”。1970年4月27日，为祝贺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还应领导之嘱，专门赋诗二首。另外还和何其芳一道养过猪：“习老经岁豫南居，解得耕耘胜读书。犹记相呼来入笠，云低雪野助驱猪。”
可是，俞平伯不能忘情的依然是书。1970年1月10日，因下意识地闲览随身带来的《水经注》，稍过一次读书瘾，被人发现，大会上即遭批判，为此连写两份检查才算过关。东岳屋外的风景虽然恬适又惬意，室内的光景毕竟又使人压抑，简陋龌龊，有时更觉得寂寞难挨。俞平伯独自又发出自虐性的抗议：“炉灰飘坠又飘扬，清早黄昏要扫床。猪矢气熏柴火味，者般陋室叫‘延芳’。螺丝壳里且盘桓，墙罅西风透骨寒。出水双鱼相照活，者般陋室叫‘犹欢’。”（《陋室》）十多年后，暮年俞平伯在致海外文友的一封信中，又赋诗《忆庚戌田居事诗并识》：“出水银鳞不自怜，相依一往宛如前。旧茅未为秋风破，经岁平安合谢天。”并注解释说明：
1970年在息县东岳集，借住农家废舍，东风吹卷茅龙，幸居停夜起维修。翌晨犹见残茅，飘浮塘上。遂忆杜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云云。方喜其适逢诗景，忧患馀生，溺人必笑，初不觉处境之险也。
信末说到已经作古的老伴，不胜唏嘘：“设使他年重到，旧迹都迷，又不知其作何感想也。”
1971年1月11日，俞平伯得到返京通知，东岳老乡为之庆幸并依依送别：“落户安家事可怀，自憎暮景况非材。农人送别殷勤甚，惜我他年不管来。”回京以后，又 《得旧居停女顾兰芳书》：“连日风寒已是春，农娃书信慰离人。却言昨梦还想见，回首天涯感比邻。”毕竟，俞平伯夫妇在东岳集度过了整整一年难忘的岁月，因为和农民与土地贴在了一起，不仅使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厄运意外得以解构，并且寻觅到了一种精神的皈依。
当年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俞平伯也曾亲历和参加了“五四”运动，旋即出洋又归来，却一头扎到故纸堆里了，他不仅和同时代的其他人不一样，甚至和他的曾祖父，当年因一句“花落春仍在”的诗文令座师曾国藩激赏不已的俞樾老先生也不一样，俞平伯虽然也曾读经，孔子教训的读书、齐家，他笃实又安分地终生实践着，然而却丝毫没有治国与平天下的干世之志。或许他及早就参透了文化与政治相容又相克的玄机，所以在新文化运动还是时尚之时，便在其白话诗《忆》里，吟出了“我们低首在没奈何的光景下，这便是没有奈何中的奈何”的谶语。他也曾想不通，委实也有忿怨，1988年4月5日，他将手书《儒林外史》里的一首诗寄赠新加坡的周颖南：“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借来吴敬梓的话，俞平伯巧妙地概括了从春在堂主人俞樾到自己在豫南农村的家世。
俞平伯的一生，折射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尴尬与苦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