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学术史论》是朱维铮先生编辑《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时为各书写的导言加上相关论文的结集，曾名《求索真文明》。这次再增订若干文章，集为一册，以飨读者，兼怀斯人。一九九六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以《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为题，首次结集出版朱师的这部心血之作。而朱师自己更愿意用《晚清学术史论》为题，这次再结集，尊了他的本意。
回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朱师每天守在书斋，编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中国文化史丛书》，以及《中国近代学术名著》。当时他刚刚出版了《走出中世纪》（一九八七年），在学界影响很大。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对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加以限制，故而断然拒绝“学随术变”；他为“清中叶的汉学家”辩护，“强调学与政的疏离”。经历“文革”之后，他再也不愿把自己的学问和政治绑在一起。任何趋炎附势的“学问”，都会被他识别出来，斥为“政术”。把“学问”和“政术”区别开来，正是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特别强调的。“学与术二字合为一词，据我寡闻所及，通行在十一世纪王安石变法以后。依据周予同先生的考察，中世纪中国的统治学说形态，由汉唐经学演化为宋明理学，表征是‘孟子升格运动’。”（《求索真文明》，朱维铮著，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3页）朱师对于董仲舒、王莽、王安石、张居正，直至康有为那样用“经术”来“干政”的做法，都做了“学问”和“政声”的区分。
“学随术变”是朱师在经学史研究中提出的重要命题，是对周予同先生“经学是统治学说形态”理论的发展。“学贵探索，术重实用”，朱师在编辑《中国近代学术名著》时，着意于揭露经学史中隐藏着的“帝王南面之术”。通过“学随术变”这一线索去理解《求索真文明》中的一些文章，会很有意思。比如朱师研究康有为，在《重评〈新学伪经考〉》（《中国近代学术名著·新学伪经考·导言》）一文中说：“假如康有为的经学造诣，能同他的政治野心相称，那么我们覆按他引用的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的史料，也许可以承认他还颇有学问，从朱次琦三年，至少通读过《史记》、《汉书》等。不幸，我们覆按《新学伪经考》那些浩繁引证的结果，发现它们不是袭自龚自珍、魏源、廖平，便是袭自刘逢禄、陈寿祺、陈乔枞、顾櫰三、侯康等的著作。本书编者不拟逐一指出康有为的印证来由，但部分校记，可证明我们所言非虚。”（《求索真文明》，220页）朱师同意康有为有历史影响，但那是“政术”，而不是“学问”。近年来，“中国近代史”正在众多求实学者的笔端重写。百多年来由党派理论家们构造起来的宏大叙事越来越不能自圆其说。然戳破康有为神话的工作，却是朱师在近三十多年前首先开始的，在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课堂上，早有讨论。
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思想史，差不多就是“政治史”附庸，没有学术史，没有文化史。九十年代稍有深入，学界试图贯通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来讨论思想和学术。众说纷纭之中，朱师的独特优势，在于他给中国近代学术研究带来了“经学史”的视野。今天的南北学界，“经学”和“经学史”已经热得发烫，当年却是冷门得无人知晓。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学界坚持研究经学史的学者，只有范文澜、蒙文通和周予同。由于周先生的坚持，复旦大学是唯一系统开设“中国经学史”课程的学校。朱师是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门化”培养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后留校在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给陈守实先生当助教，更协助周予同先生研究经学史。
经学史之所以重要，在于其曾经贯穿在二千年来的儒学、儒家和儒教的所有问题中。学者必得以经学史的方法剖析学术，很多症结才能破解，比如清末“保皇派”和“革命派”背后的“经今古文之争”。一八九八年以后，保皇党康有为和革命党章太炎，曾有过激烈交锋，争论的焦点，很多并非直接关于“国体”、“政体”，而是集矢于经学上的“今文”、“古文”。相比在九十年代揭露康有为，朱师对章太炎的研究开始得更早，始于“文革”后期，表现在《章太炎选集》注释本（与姜义华合作，一九八一年），以及对《章太炎全集》第三卷《訄书》的标点和整理（一九八四年）。《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既收入了经今文学派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又收录了经古文学派章太炎的《訄书》，都是双方的代表作。一九八六年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陈旭麓教授参加我的硕士论文答辩，夸赞朱师整理《訄书》功劳很大，从此大家能念懂《訄书》了。
一九八三年，我升入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做研究生的时候，方向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在另一位导师李华兴的名下。开始我搞不懂“康章之辩”，听朱师讲授“经今古文之争”后，才明白其中的核心道理：“康有为不是说孔子‘托古改制’么？章炳麟说没有那回事。孔子只是‘删定六艺’，做了点老子、墨子不愿降低志向去做的事，岂知秦以后人们没书读，孔子便因此获得了过大的名声。”（《求索真文明》，273页）康有为取今文经学的看法，说孔子编书，藏着“微言大义”，搞的是“托古改制”，即用周代制度来改造社会。康有为想搞改革，本身并不为错。他的“虚妄”，在于自命“素王”，想当“教主”，还要用孔教会统治中国。于是，事情涉及如何确定孔子在历史上的地位。章太炎在《訄书·订孔》中持古文经学的观点，朱师说“订孔”其实就是“订康”。章太炎认认真真地与康有为讲学问：“孔氏，古良史也。”也就是说，孔子只是周代文化的传承人，不是像耶稣那样的创教者。下面的问题，即康有为“欲侪孔子于耶稣”，自己做“中国的马丁·路德”，再改儒家为孔教，这些也都不能成立。从清末“经今古文之争”的例子，我们看到思想争议的背后，有着经学史、学术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复杂背景。研究思想史，有易有难。舍去背景，望文生义、任意发挥很容易；实事求是、沉潜往复、探根究底就困难。朱师舍其易，取其难，身教言传，鼓励了我们这一辈学生的向学之心。
我常常觉得，朱师对太炎比较呵护，不似他研读康有为，旨在揭露。在这方面，应该是无关乎“经今古文之争”的门户之见；章太炎“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以及“独立不羁”的自由精神，是朱师欣赏的。朱师曾在和我的谈话录中说：他不像别人那样，喜欢谁就研究谁，或者是研究谁就喜欢谁。朱师自陈，他“有一个纯属个人的‘怪癖’，我在历史上发现自己喜欢的思想、行为，当自以为弄懂之后，便不想公之于众，一起谈论。相反，当我自以为憎恶的对象，被我弄明白底蕴之后，便很想发表”（《谈学：朱维铮答李天纲》，收入朱维铮《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338页）。不敢说朱师是因“憎恶”而研究康有为，康有为的学问还是属于“弄懂”以后，值得玩味的那种。但是，朱师偏向章太炎，胜于他认同康有为，这是可以肯定的。章太炎的革命宣传，有过甚其辞的说法。和同代人一样，章太炎的不少学术观点，也和政治生涯关联，也变了好几次，朱师也说有“学随术变”的嫌疑。但章太炎以学术为本，不曲学阿世，勇敢地“匡谬”——自我纠正，这是难能可贵的。“康章之争”中，朱师情感和理智上都偏向于太炎，这是看得出来的，也是有原因的。二零零零年我在《收获》上发了一篇谈一九零零年的文章，用《孟子》句“虽千万人，吾往矣”说太炎性格。手呈时曾问朱师：是否贴切。他是颔首的。
八十年代，朱师的不幸与幸，都因他能在校园关闭、学界星散、思想钳制的“文革”中有机会读书。“因祸得福。”章太炎最难读，让“小朱”去啃，当年的安置，在他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一九八六年冬，在上海龙柏饭店召开的复旦大学“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差不多变成了一场重评儒学思想的会议。朱师的论文《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首次系统地提出：“经学、儒学和孔学，并非同一概念”，“在孔子之前，‘儒’早已存在”，“中国文化没有一以贯之的传统”。这些都是他后来一直强调的观点，常用以辩驳那些喋喋不休的“道统论”者。他提出这些观点后，谭其骧、庞朴、李学勤等历史学者都首肯赞成，我则以为这一系列观点就此构成了朱师“学随术变”论断的基础框架。
近代以前，中国学术注重积累，强调师承，这方面比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是为什么经学史、学术史对思想研究很重要的原因。朱师能得出“学随术变”的精辟论断，和他研究章太炎《訄书》中的“儒分”与“学变”思想有关系。太炎先生当年铭志革命，重订《訄书》，首列《客帝匡谬》、《分镇匡谬》之外，为了辩驳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新学伪经说”，更在开篇的地方增写了《原学》、《订孔》、《学变》、《学蛊》等篇目，对儒家源流有透彻的剖析。在章太炎看来，“儒分为八”，“儒墨”、“儒道”、“儒法”、“儒侠”、“儒兵”，不能一概而论，“儒、道、佛”三教就更不是一回事了。把中国文化传统定为儒学一家，儒学之中又定“孔孟之道”（而非儒教之整体）一义为儒之全部，并非表彰儒家，反而大大地限制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朱师发展太炎先生的“学变说”，概括道：“儒术独尊以后的六百年学术史，认为那期间学术有五变，就是说儒术不但没有稳住统治地位，相反不断受到来自非官方的异端言行的挑战，乃至于在魏晋时它自己也成了异端。”（《求索真文明》，274页）在这里，朱师的“学随术变”论断，不单是批评儒士们的“权术”行为，还指明了儒学本来的生存之道，就是“权变”。
八十年代初期，“党八股”顽强坚持，“洋八股”开始流行。在这样的氛围中，朱师等一批学有传承的中年学者把自己的学问与清末民初积累起来的“古今中外”之学沟通，对于“文革”后从僵死教义中恢复起来的中国学术非常重要。朱师也真的是专而通，我和他一起参加过无数次的国内外学术会议，每次都会给讲者提出很多他称之为“是什么”的事实问题，然后逼着你自己去想那些“为什么”的理论问题。常常遇到一些轻率出手的“通才”型学者被他逼问得无路可退，好些自信的“专家”也会忽然发觉这么重要的资料怎么没有注意。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的十多年里，各个领域内的稿子寄来，朱师都马上给出令作者们佩服的意见，有的甚至是重新改定大纲，大量增补材料，留下的只是一个题目。
在这里，就着行文的方便，尝试着提出朱师的两个治学特点，供同人讨论商榷：以古代史的眼光看近代史（或者相反），用考据学的方法做思想史（或者结合），应该可以作为朱师一生治学，并取得如此成就的两大关键。以我的理解，朱师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是这样，主编《中国近代学术名著》更是这样，在《走出中世纪》、《求索真文明》等书的许多篇章中，还有将来会出版的《中国史学史》、《中国经学史》遗稿中，都有这些特点。朱师最后一年多在肺科医院、肿瘤医院、中山医院和新华医院治疗期间，探视中数次以“这样的概述是否妥帖”为问。他还是一贯地不喜欢“被总结”，总是以大度的态度说：怎么样做学问，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不一定要照我的路子走。然而，他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现在和将来都是要总结的。我以为：这两个治学关键很重要，它们配得上清代晚期学者讨论的问题，即“贯穿古今，横通汉宋”；它们也应该和王元化先生提倡的“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一起讨论。
按既定教科书的规定，“中国近代史”从一八四零年的鸦片战争开始。按朱师提倡的观点，中国近代历史至少应该连贯整个十九世纪，透彻一点的话，还应上推至明末清初。记得朱师一九八三年初次给我们研究生上课的时候，大家就认真而激烈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因为这样的历史观，朱师便不会割断清代的历史，而去弄一部半吊子的近代史。《中国近代学术名著》收入的首部著作便是江藩在嘉庆二十三年刻印的《汉学师承记》和道光二年刻印的《宋学渊源记》，还有方东树在道光年间刊刻的《汉学商兑》。这三本书都为一册，以清代中叶的“汉宋之争”作开端，再以清代末年的“康章之争”（经今古文之争）为结束，这样的一部“中国近代学术史”，已经呈现出一个“经学史”的条贯，比一般外缘式的评论叙述深入许多。这三部“汉学与反汉学”是叙述清代学术的代表作，学者多用作“乾嘉故老”们的谈助资料。朱师却是通过考证其中的“吴派”、“皖派”、“扬州学派”与“桐城派”的复杂关系，令人信服地证明那场剑拔弩张的“汉宋之争”背后，“原是清统治者施行的分裂文化政策的产物”（《求索真文明》，17页），是清朝内部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在乾隆皇帝这种“挑动学者斗学者”类型的辩论中，隐含着清朝宫廷的文化政策。“汉学家”基本上保持着民间学者的独立立场，后期为乾隆表彰，也是为了粉饰政治。而“从李光地到方苞、姚鼐之流，标榜义理，而识见唯以在位君主的是非为是非”（《求索真文明》，33页），则“桐城派”基本上是趋炎附势的辞章派。乾嘉以后，“桐城派”和“汉学”并存，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汉学家”们仍然在“实事求是”地做学问，而曾国藩扶持的晚期“桐城派”，却因提倡“考据、义理、辞章”，再一次流行官场，这样算来“汉学与反汉学”又是一条贯穿十九世纪学术思想的主线。通过这样的揭示，朱师再一次显示了他“用考据学方法做思想史”的犀利之处。
中国近代学术的基本命题在鸦片战争之前已次第展开。一部近代学术史，至少要从清代汉学说起，这个观点在逻辑上很自然，朱师在《中国经学的近代行程》、《汉学与反汉学》、《汉宋调和论》等几篇文章中的证明也充分。这样的学术史会多么精彩！可是转身看看，我们又有多少篇目的“中国近代学术史”是这样撰写的？为了建立一套完整的以“清学史”为内涵的中国近代学术叙述体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做了大量工作。主编《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只是开始，接下来的是每项重要的著作、人物和事件，朱师都安排了博士生、硕士生专门研究。这期间的工作十分繁巨，那些由他指定的学位论文，他都会从主旨、结构和资料上加以辅导，甚至还口授观点。二十多年中，朱师带研究生已经不下百名。每篇论文，他都和学生一起再把原始资料读一遍，按早期有心情开玩笑时的说法，就是“陪太子读书”。这样的“陪读”生涯，耗费了大量时间，他却乐此不疲。结果就是耽误了自己写东西，却带出了不少能做研究的学生。
按王韬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上海租界里感受到的情况，说“世变至此极矣，中国三千年以来所守之典章法度，至此而几将播荡澌灭”，那么，李鸿章那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名言，最早或许就是王韬发明的。三千年里，中国经历的不过是“古今之变”，而“至此极矣”，发生的还是自有“西学”输入后日益严重的“中西之辨”。“以古代史的眼光看近代史”，朱师在“古今之变”议题中已经有很多发明。也正是有这样的敏感，他提示“西学”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另有一种极端的重要性。“中西之辨”是朱师极其重视的：“晚清的学术，的确属于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发生近代意义交往以后的过程延续。它的资源，固然时时取自先秦至明清不断变异的传统，但更多的是取自异域，当然是经过欧美在华传教士和明治维新后日本学者稗贩的西方古近学说。”（《求索真文明》，6页）这样的理路，支撑了《求索真文明》的另一个思想体系。
随朱师编辑《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是我学术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环。一九九四年春，我考回复旦做兼职博士生。以后，朱师对我的学术要求，确实更严格了。
朱师珍视和我们之间的师生关系，学生成了他生命中的重要部分。“旦复旦兮怀斯人”，原来是给朱师周年祭纪念文集起的名字。后来，高晞想到了“怀真集”，显然更加合适，那就转用作这篇怀念文章的题目吧，稍改为《旦复旦兮忆吾师》。转眼间，朱师离开我们已近一年，“旦复旦兮”，师友们怀念他的文字还在断断续续地发表，我们相信：朱师的治学成就，还有他那特立独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自由人格，也将更加受到珍视，播之广大，传之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