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许纪霖先生曾说过一句对我触动颇大的话:“我改变不了这个世界,但可以改变我的课堂”。如果说将士施展武功的地方在疆场,那么学者的战场便是课堂。虽手不可缚鸡,肩不能扛鼎,脚难行千里,力不及常人,然一旦踏上三尺讲坛,先生之气势、之洞见,足以震慑满座学子。且民国学人讲课之风格,又各具千秋,其间趣闻耐人玩味。
有人满腹经纶,却喜欢出奇制胜,细数民国学坛,前有黄侃,后有刘文典。民初北大,学生都称黄侃是一位“特别教授”,在课堂上对《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一不带著作,二不带讲稿,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头头是道。学生对引用的经典论据,下课以后去查书,一字不漏,一字不错,引起了全班同学啧啧称羡。有一天,黄的学生为他拿皮包时发现内有许慎的《说文解字》,打开一看,那书上画得太特别了:书头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有墨笔写的,有朱笔写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符号,全书9300字,每个字都有自己的讲法；别人的讲法,有的他肯定,有的他否定,也都记在了上面。据说,他把《说文解字》读了五次,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他去讲授的时候,也每一次都有新的内容。同学们说:听黄先生的课,百听不厌,常听常新。据弟子回忆,黄教学还有更特别的,他不光用语言教这个书,而且是带着感情教这个书。《说文解字》很枯燥,要是一般地讲授知识,谁也难久坐下去、久听下去,但黄在讲每个字时,都带着爱憎的感情来讲—他把自己变成书中的人:书中的人笑了,他笑了；书中的人哭了,他也哭了。
与师兄酷似,刘文典在课堂上亦不走寻常路。刘讲课从来不照本宣科,喜欢阐发些独特的见解。讲到得意处,往往情不自禁,忘乎所以。其对于《海赋》的讲解方式就很独特。有一次,他很神秘地告诉学生:“你们仔细看看这篇文章的文字,跟别的文章有什么不同?”学生们看了半天,没看出啥门道来。都是方方正正的中国字啊!有啥奇怪的?刘却像发现惊天大秘密似的宣布,这篇文章的最大秘密在于“满篇文章多半都是水旁的字”。接着他颇有些自言自语地感慨道:“这个文章嘛,不论好坏,光是看到这一片水字旁的字,就足以令人有波涛澎湃、浩瀚无垠的感觉了,快哉快哉!”
后南渡长江,迁至联大,刘之讲授风格愈发老练。其皓月之下讲《月赋》的事迹,也经常被西南联大的师生们当做传奇故事争相流传,津津乐道。联大教授授课方式非常自由,一般来说,教授们喜欢怎么教、教什么,从来没有其他人会过问。刘一向狂放不羁,上起课来更是与众不同,假设一堂课是四十五分钟,他顶多正课讲三十多分钟,余下的时间就是天马行空,神游八方,评点群英,臧否人物了。一次,刘给学生上《文选》课,刚讲了半小时,突然就宣布:“今天的课到此为止。”学生们都以为他又受了什么刺激,要将哪位名人大肆评价一番。谁知却听到他说:“余下的课改到下星期三的晚上再上。”这下,学生们就更搞不懂刘文典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了,但他并不着急解释,收拾收拾教具,在学生们疑惑眼神的注视下,扬长而去。
等到了下星期三的晚上,刘通知选修《文选》课的学生都到校园里的一块空地上集中,说要在那里开课。等大家都坐定后,刘夹着教具出场了:“今天晚上我们上《月赋》。”此际满脸疑惑的学生们豁然开朗:当天是农历五月十五,正值月满之期,确是上《月赋》的最佳时间!
当然,刘氏课堂上偶品评时政,看似离题,实则故布疑阵,为之后的精彩内容预作铺垫。而有些先生上课,批判政局则是其招牌动作。如政治学家张奚若,经常在课堂里“扯闲话”。比如讲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动物过的是“mere life”(单纯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还应该有“noble life”(高贵的生活),张奚若就说:“现在米都卖到五千块钱一担了,mere 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 life?!”张先生有时候发的牢骚挺有意思,他不止一次地感慨道:“现在已经是民国了,为什么还老喊‘万岁’?那是皇上才提的。”(借指“蒋委员长万岁”)还有一次他提到冯友兰的《新理学》,说:“现在有人讲‘新理学’,我看了看,也没有什么‘新’。”他没有点冯先生的名字,不过台下的学生们当然都知道说的是冯友兰,因为1941年《新理学》在教育部得了一等奖。正因为闲话往往彰显学人之真性情,故未必不受学子欢迎。当时听过张奚若课程的何兆武先生回忆道:“其实课上扯扯闲话挺好,你可以从他的自由发挥里知道他真正的想法,这是书本里学不来的。”
口才甚佳乃名师之招牌,然学识渊博方为名师之底色。故虽课讲得动听,倘根基不牢或剑走偏锋,即使走红一时,终难逃过学子们的火眼金睛。当时雷海宗给联大学生讲历史,巴金的爱人萧珊听过后,逢人就赞“雷先生讲课真有意思,好像说故事一样。”雷的确很会讲故事,有时就像是他亲眼看见了一样,而且记忆力惊人,不带底稿,也从来没有带过任何一个纸片,可是一提起历史上的某某人哪一年生、哪一年死,或某件事发生在哪一年,他全都脱口而出,令人啧啧称奇。于是他的课程自然产生出讲者动情、听者动容的效果。不过雷受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影响,酝酿出一套自己的历史哲学,认为文明和人的成长一样,也有一个生命周期。这种文化形态学的理论不免有几分牵强,甚至可以说是武断的。时间一久,学生们自然多有质疑。
如今的不少学者,既进不了庙堂,又不甘于课堂,于是终日混迹于名利场。归根结底,身为人师,主战场终究是三尺讲坛,若忘了本分,本末倒置,着实可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