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护国运动即将成功之际，作为这场行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梁启超却决定告别政界了。1916年2月8日，梁启超在写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说：“此次义举虽成，吾亦决不再仕宦，使汝等常长育于寒士之家庭，即授汝等以自立之道也。”

　　梁启超的这个决定并非出于一时激愤，数年来，尽管身处被其厌称为“五浊恶世”的民初政坛，他仍然选择了日日为国家走上轨道折冲奔走，但是眼见宪政理想渐成水月镜花，梁启超也不免有些灰心了。

　　梁思顺是梁启超的长女，一家人客居日本时，她就经常帮父亲做资料收集和翻译，担任工作助手。梁启超返回国内后，也每每在写信的时候，把自己在政界的活动和感受告知长女，用家书来排解抑郁的心绪。

　　而今通过这些当时的书信，人们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到梁启超在那些年里的心路变迁。梁启超的一生不但留下了大量的时事论文和学术专著，也留下了数量可观的书信，总数超过2000封，其中300多封是他写给夫人和子女的家书。这些家书，从1898年开始，到1928年梁启超去世前3个月为止，整整持续了30年。

　　若是以1916年为时间节点，把这些梁氏家书分为前后两期，则它们在内容上就显现出极大的变化：1916年之前，梁氏家书中有大量的内容涉及政局变动和从政感受，1916年之后，梁启超则把相当大的心力放在了子女教育上，在治学、读书、生活、婚姻等方面事无巨细地与孩子们沟通。

　　虽然梁启超毕生都没有看到政治理想的实现，但作为父亲，从其教育方式和子女们在后来的成就而言，他出色之极。

　　“新学之青年”

　　梁启超共有9个子女。长女梁思顺，于1893年出生于广东新会；长子梁思成，于1901年生于日本；次子梁思永，于1904年生于澳门；三子梁思忠，于1907年出生于日本；次女梁思庄，于1908年出生于日本；四子梁思达，于1912年出生于日本；三女梁思懿，于1914年出生于北京；四女梁思宁，于1916年出生于上海；五子梁思礼，于1924年出生于北京。

　　在梁启超的一生中，他有两个时期与孩子们相处较多，一是在流亡日本后期，一是在定居天津饮冰室之后。

　　与实际政治相比，梁启超更看重的是国民的自觉，即从专制之民变为具有现代人格的“新民”，而要实现这一转变，首务即是变革教育。

　　梁启超认为，唯有“新学之青年”大量涌现，让有自由、有个性、有权利、守义务的新国民改变这个“老朽社会”，中国才真正可以燃起希望。

　　1905年，在梁启超去国七年之后，清廷迫于形势，废除了科举制度。在日本的梁启超，则在这一时期为长女梁思顺延请了家教，以学习数理化，他甚至还在家里建了一个实验室，让孩子们在遇到想不通的理化问题时，自己动手做实验，加强理解。1910年，在梁思顺17岁生日时，梁启超特意做了一首长诗，送给他喜爱的“宝贝思顺”，勉励她治学要有恒心，立志做一名中西兼通的人。

　　“做青年的人格模范”

　　1918年，梁启超彻底告别了政界，这一年的春夏间，他都在忙于著述，“每日著书能成两千言以上”，闲暇时，他为长女梁思顺讲解国学源流。当年年底，他前往欧洲游历，归来后更是把全副身心投入到社会教育中来。

　　在梁启超看来，著书和教育才是他的“天职”，既然不能改变中国的政界，那么，通过社会教育来恢复中国青年的自觉，就成了他最喜欢做的事情。

　　1916年的时候，他就在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从政的数年对他而言乃是“无端虚荣之岁月”，官场风习的浸染导致他“德业已日退”，并且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一场“险运”，如今重新从教，对他个人来说是践行身为一个国民的责任，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脱险”。不仅仅如此，梁启超还写信给梁思顺说，希望她的夫婿周希哲也能辞去外交部的职位，因为“做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

　　梁启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在这些年来看到了太多的青年走向“堕落”。在他看来，中国自曾国藩之后就开始以功名为本位的“功力改造政策”，民国创建以后，这种风气更加突出，党徒们虽然口号极多，实际上都是以主义自肥。在游历欧洲归来后，他更加坚持这种想法，认为急功近利的学风导致青年们失去了做人的标准，以至于产生了“精神饥荒”。

　　1922年是梁启超的演讲年，这一年他在南京、苏州等地到处演讲，在苏州的一次主题为《为学与做人》的演讲中，他对青年们说，求学问的目的乃是为了学做人，知识不过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种手段，没有修养磨炼的青年，就很容易走向迷失，“试想全国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当十几年前在学校的时候，意气横厉，天真烂漫，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样田地呀……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地往坏路上走”。

　　这一年，梁思成的长子梁思成21岁，次子梁思永18岁，三子梁思忠15岁，其他子女也都陆续长大成人。随着国内的思潮变得更加激进，梁启超发现，同样的风气已经开始向他的家庭蔓延。

　　1925年，梁启超在长女梁思顺写来的信中，看到其中已有“不能不管政治”的话。两年后，大革命的热潮席卷全国，梁启超在北京，看到身边许多人，“从教授到学生，纷纷南下”，正在美国留学的梁思忠也写信对梁启超说，他想归国参加这一热潮，但被梁启超拒绝了。

　　1927年5月5日，梁启超在写给梁思忠的信中说：“现在所谓北伐，已完全停顿，参加他们军队，不外是参加他们火拼……自从党军发展之后，素质一天坏一天……这样不分皂白切葱一般杀人，死了真报不出账来。”1927年5月13日，梁启超在写给梁思顺的信中又说：“思忠呢，最为活泼，但太年轻，血气未定，以现在情形而论，大概不会学下流，我们家孩子断不止下流，大概总可放心，只怕进锐迟速，受不起打击。他所择的术政治军事，又最含危险性，在中国现在社会做这种职务很容易堕落……你要就近常察看情形，帮着我指导他。”

　　此时的梁启超，已经不再信任什么主义，“我近来极厌恶所谓什么主义什么主义，因为无论何种主义，一到了中国人手里，都变成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梁启超演讲，《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1925年5月1日）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同样令梁启超很不满。1928年10月12日，他写信给梁思顺，又说到他对政界的厌恶：“新贵们只要登台三五个月，就是腰缠万贯，所谓廉洁政府，如是如是。希哲在这种政府底下做一员官，真算得一种耻辱，不过一时走不开，只得忍耐。”

　　对政界完全失望的梁启超，期望通过“改造教育”来改造社会风气。1927年的初夏，他对清华的学生们说，他的抱负即是把“旧的精神”，也就是“儒家道术的修养”来改造功利的学风，“至于智识一方面，固然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他希望他的言行能给青年们以熏染，然后青年们再以改造社会风气为个人自己的责任。（《梁先生北海谈话记》）

　　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也是同样的说法，1927年5月5日，他写信给梁思忠说：“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不愧做你们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

　　“遗传和教训”

　　梁启超所说的“模范”是什么样的呢？他所指的“遗传和教训”又是什么呢？在家书中梁启超多次谈到他在这方面的看法和感受。

　　他勉励子女首先要做一名负责任的国民。1919年，他欧游归来前夕，在写给梁思顺的信中说：“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1923年11月5日，他在写给梁思顺的信中，又写道：“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便是天地间堂堂地一个人。”

　　在治学方面，他勉励子女要“莫问收获，但问耕耘”。1927年，他在写给梁思成等子女的信中说：“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无论是治学还是在生活上，梁启超都主张趣味和乐观，他希望子女们也都能在这方面学习他。梁思成所学的建筑学乃是极为专业之学科，梁启超在写信给他时就建议他“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科学中之某部门……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对于次女梁思庄，梁启超也有同样的建议：“专门科学之外，还要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

　　这一时期的梁启超，既要授课，又有大量专著要写，还有诸多的社会事务，但是对于子女的教育，他仍然是事无巨细地关心。1927年，梁思成以优异成绩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院建筑硕士学位，接着他到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学习（肄业），准备进行“中国宫室史”的博士论文，但是他感到研究工作不能光在书本中寻找资料而必须到实践中去考察研究。这一年年底，梁启超写信给梁思成说，他应在归国之前，“到欧洲实地开开眼界”。三个月后，梁启超又写信给梁思成说：“你脚踏到欧陆之后，我盼望你每日有详细日记，将所看的东西留个影像（凡得意的东西都留他一张照片），可以回来供系统研究的资料。”

　　梁思永学的是考古，在梁思永归国前，梁启超也尽力为他开辟学术道路，1926年年底，梁启超听说李济等人要去山西发掘西阴村遗址，就力主梁思永参加这次发掘行动，后来虽由于时局太乱，梁思永最终没有成行，梁启超就不断写信向他通报发掘情况。1927年1月10日，梁启超又写信给梁思永：“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你回来后看时局如何，若可出去，他们便约你结伴；若不能出去，你便在清华帮他整理研究。两者任居其一也，断不至白费这一年光阴。”

　　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们容易激进也容易流于悲观失望，但是梁启超绝不愿意看到青年们，包括他的子女走到“悲观沉郁一路去”。他一直抱持乐观主义，也把为什么要乐观的道理讲给青年们听，他在苏州的一次演讲中说，只要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得失，“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凡做事便不会失败……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

　　关于子女的职业，梁启超也都做了尽心的考虑。1928年4月，梁思成即将归国，但是国内时局依然动荡不已，给他们这些留学归来的年轻人带来困扰，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写信给梁思成说，归国后可以“暂时随缘安分，徐待机会”，因为“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勉强去就那不合适或不乐意的职业，以致或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上痛苦，倒不值得。”“纵令归国后一时未能得相当职业，也不必失望沮丧。失望沮丧，是我们生命上最可怖之敌，我们须终生不许他侵入。”

　　1928年10月，在梁启超去世前三个月，他还在写信给梁思成等人，关心着他们的学业，同时着手写作《辛稼轩年谱》，未几，稿未成而疾大作，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协和医院。

　　在他的身后，9个子女个个成才。1948年，81名学者当选为第一批中央研究院院士，梁思成与梁思永以建筑学和考古学上的开拓式研究，同时当选，后来他们二人又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他的梁氏子女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也都各有建树。长女梁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三子梁思忠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在淞沪会战中表现突出；次女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四子梁思达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三女梁思懿从事社会活动；四女梁思宁受三姐影响，也投身抗战。五子梁思礼在梁启超去世那一年，只有5岁；1993年，研究火箭控制系统的梁思礼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一门三院士，在中国是极为罕见的，对于梁家子女来说，父亲的“遗传和教训”乃是他们最宝贵的财富。

　　如今已年近九旬的梁思礼还常常想起父亲：“他与孩子们之间，除父亲与子女之情外，还是知心的朋友。孩子们提出不解的问题及个人前途的选择，这一切父亲均能逐个给以详尽的解答并予以鼓励。除了以上谈及之外，他更关注对子女们人格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在这方面他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循循善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