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端升先生 这位老北大政治系主任，想来是很多人熟知的了。关于钱先生渊博的学识，用不着我们多加介绍。他特有的刚直和正义感，倒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自从“一二·一”复课以后，钱先生就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学校的会议。有一次，联大政治系某教授不通知任何人就迳赴重庆就任三民主义研究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钱先生曾经对同学说： “这些人对学生罢课非常不感兴趣，自己罢课倒很感兴趣。”钱先生对同学也是非常严格的：在联大政治系一九四八级(疑为“一九三八级”——编注)第一次“各国政府”的讲堂上，钱先生告诉同学们说英文程度太差，要好好努力。几年来的剥削，他的身体一天天坏下来，据检查，钱先生的血球已经比正常状态差了一百万。就是平常走到教室时，都要休息几分钟才能开始讲课。去年“一二·一”后，学校宣布复课，而同学还没有决定复课的时候，钱先生走上讲堂，看了看学生，说了一声：“人不够，今天不上。”就扬长而去。弄得那些对“上课”很感兴趣的同学啼笑皆非。
汤用彤先生 联大哲学心理系主任。海内佛学大师，研究魏晋玄学。汤先生岁数并不太高，头发却已全白，胖胖的身材，走起路来，一歪一歪的。在家庭的重担之下，汤先生远在一九四二年就卖去了皮氅，家里经常吃稀饭过活。然而对同学仍然教诲不倦，而且面色毫无忧容。讲起书来毫不使人乏味。为人正直诚恳而和蔼，在有一次的哲学系会上，他和金岳霖先生曾大骂以学问为进身之阶的文人。在学校附近，你常常可以看见汤先生和两位十岁左右读附小的小弟弟捉迷藏。
马仕俊先生 北大教授，听他讲着的一口漂亮的北平话，总不会想到他的籍贯是西康会理的。他写得一笔秀丽的黑板字，而且非常快捷，同学埋头专心疾抄，竟有赶不上的。待到抄完时就是一篇完整的无瑕的讲义。讲完一章，总在黑板上详细地演个例题，这是在联大物理系教授中所特有的。常见他卸下眼镜坐在大图书馆里整理讲解的材料。而每年所讲的一定不完全雷同，决不开留声机年年唱老调。某年第二学期上力学的第一堂课，他在班上对一个同学说：“上学期你的成绩是五十九分，给你加了一分变成六十分，这学期你得多考一分。”其风趣可见。
金岳霖先生 清华哲学系主任及创办人。他的《知识论》已经有了国际的声誉。头发将近全白，至今独身未娶。金先生因为眼病的缘故，帽子终年不脱，一副眼镜一白一黑。金先生常常劝同学念哲学不必读哲学，多读读小说就可以了。
曾昭抡先生 北大化学系主任，教有机化学等课。曾先生很用功，深夜还常常在研读比蝇头还小的字的化学书籍，他擅长分析时事，所写的时评，比之我国某些专家毫无愧色，近年来从事民主运动不遗余力。他很能和同学接近，同学举办的各种活动，他常是很慷慨地接受邀请，这一点不像旁的教授。而且“贯彻始终”地跟同学一道吃，玩，闹。他主张注意理论化学，今后北大化学系可能必修高等微积分和力学。曾先生不修边幅，有时一只脚穿袜，另外一只却没有。衣服的纽扣老是不齐全，而鞋子老是拖在脚上。有一次，曾师母俞大綑先生到昆明来了，曾先生同曾师母常在翠湖堤畔文林街上挽臂而行。
张奚若先生 这位敢怒敢言的老政治学者，想来是大家所熟知的了。远在民国三十三年，张先生就指出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主席个人独裁所引起的严重后果。在政协会各方提出无党无派的名单时，中共及民盟都举荐张先生，国民党却说张先生是国民党员，他听到这话时，曾写了一封信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请查明告诉他党证号数，他说他还没有那种“光荣”做国民党员。在政协开会之前夕，他又再度提出“废止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的方案。在民国三十四年夏季，联大从军同学从印度回来时，在欢迎会上，他们说在印度时所受到的虐待和“新军”的腐败，张先生曾说：“这批人能做出好事来，才是怪事。”最近张先生批评这一批国民党腐败的官僚和特务曾有一句笑话：“拿国民党的钱为共产党做事；以自己的腐败衬托出别人的前进。”他觉得前一次闹东北问题颇有义和团的作风。张先生和钱端升先生一样，最近身体都坏；两位师母也一样坚持不许两位先生作公开讲演。张先生对同学非常亲近和蔼，你可以一直坐在张先生家里谈上三四个钟头。张先生是胡适先生的好朋友。
沈同先生 很多人都熟悉这位年轻教授，尤其是在人们吃橄榄的时候，常常谈到沈先生的一桩故事：他曾发现橄榄里所藏的维他命C特别多，当这消息传到重庆去的时候，重庆人就大吃起橄榄来，但是后来他又证实了重庆的橄榄并不同于昆明的橄榄。重庆人大感失望，而昆明的橄榄味不及重庆甜美，吃的人却渐渐多起来。
闻一多先生 清华中文系主任，我觉得他是研究古代文学最有工夫和见解的一位。楚辞，诗经，乐府，庄子，他都下过十年以上的功夫，有很多发现将是不朽的。他的课最叫座，没有一门课不挤拥。闻先生近年来眼见着国家的危亡，曾以一个纯洁的诗人的心情，作过大声疾呼，于是就有人造谣说闻先生是“共产党”了。闻先生在抗战声中，一直是留着胡子的，到胜利时才剃去。
王竹溪先生 清华教授，湖北公安人，抗战后自英国的剑桥归来。在联大自他回国后“热学”似乎一直是由他讲授，当王先生在清华就读时，听说是熊庆来先生的高足，他在国外的研究也偏重于理论方面，所以他的讲解数学用得较多，理论也比较高深。据我粗粗地观察，王先生是教授群中最虚心而又兴趣最广的一位，譬如民国三十三年姜立夫先生开高等几何一课时，王先生几乎每堂必到，很注意地细心谛听，而且还勇于发问，颇有西洋人的作风。此外，王先生对于中国文字很有兴趣。为了中国辞书的部首太多翻阅不便，王先生正在编订一部部首非常简单的字典。去年时见他在唐兰先生的“说文解字”课上旁听，大概就是为的这个罢。听说这本字典行将完工，快要付梓了。王先生平日很注意同学们的言论，常见他站在壁报架旁细读。
吴大猷先生 假定说联大物理系教授都比较瘦的话，那么吴先生无疑是个例外。当他穿着一件较小的长袍来上课时，这件长袍简直就是鼓足了气的气袋。他讲课的特点是说得快，写得快，擦得快，心手迟钝者，实在颇有望洋兴叹之感。下课钟响了，吴先生总是继续守住岗位，孜孜不休，每每延迟到下一个钟声响了为止。吴先生据说是物理系最渊博的一位，他即将与华罗庚先生远渡重洋一探原子弹的秘密。
陈岱孙先生 清华法学院长兼经济系主任，这位二十六岁回国时即任清华法学院长的“老教授”，曾在哈佛以总平均成绩超过历届毕业生获得奖章，至今陈先生在哈佛的成绩据说只有一人能与其相较。陈先生平常最难讲话，脸上不露一丝笑容，只有在办公室里才接见同学，但讲话也决不超过三句。你如果是在学校章程以外找他噜苏，他会取下从不离嘴的烟斗，说一声“出去”。讲课直如背讲稿，有条不紊，没有一句废话，记笔记最感方便。陈先生至今独身，据笔者所知，民国三十四年的春天某日，陈先生一向笔挺整齐的西装右襟上缀着一朵小的鲜红花，据说陈先生每年此节都是如此，确否待证。
赵迺搏先生 北大经济系主任，教“经济思想史”一课，每隔年，他有一科“社会主义和商业循环”。讲课好像背书似的，一点钟的笔记总要写上四五张十二开的新闻纸。
唐兰先生 中文系教授， “说文解字”教者，唐先生的课以前很叫座，现在却不行了。但无可否认的，唐先生是古文字学的权威。唐先生自己常说只有容庚可以和他较量，郭沫若、董作宾等人的功夫都不太够。在“一二·一”罢课中他力劝同学复课，曾有一句“名言”： “不忍不教而诛之。”大家才知道他是很顽强地为统治者说话的，并不如他平时表现得那样“樹汹”。
沈有鼎先生 哲学系一位年轻教授，抗战以后才从德国回来，在联大任教的时候，他的足迹遍布文林街、青云街的各茶馆及学生服务处，对于小吃尤有兴趣，上至“米线”下至通心糕糢糢之类，沈先生都光顾，并且有时拿着大摇大摆，缓行过市，优游自在。沈先生不修边幅的程度较曾昭抡先生尤有过之，在民国三十三年度整一年中，一直到沈先生应聘赴剑桥讲学，他的一件夹袍无论寒暑就从来没有换过。嗜书如命，随时手中拿着书，有一次“七七”开纪念会，沈先生起立发言，刚说一两句话，就捧起一本英文书，说： “最近我倒读到一本好书，不妨给大家念念。”念了几分钟，经同学要求，他才戛然停止。在系里他教“行上学”。
吴晗先生 历史系教授，开中国通史，宋元明经济史两课，对明史有深刻之研究，在清华读书的时候是靠工读维持生活的。不像其他教授摆架子。为人诚恳热情，尤愿与同学接触恳谈。近年来鉴于国内反动腐败势力猖獗，屡次大声疾呼，要求改革，积极献身民主运动。对反动派攻击不遗余力。吴先生说以前研究中国历史的人都只注重帝王、皇室、大臣的事情，等于是写帝王家谱，对于人民大众的活动一概不写。而事实上他们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吴先生曾写过一本书叫《历史的镜子》，内容是描写明末农民暴动的事迹的。
张印堂先生 清华地理教授，在联大教“中国地理总论”，是中国地理学权威学者。教起书来，材料特别丰富，考试也特别严格，欢喜出小题目，常常给人不及格。张先生是国民党党员，但是对于国民党十分不满，曾经在《自由论坛》上做过一篇长文，批评国民党近年来的腐败。此外张先生对于当前社会上道德的沦丧也深致感叹，说这是一切事情弄不好的根本原因。
冯友兰先生 联大及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先生是知名的“大众化”哲学家。自“贞元三书”及以后一连串的“新”问世后，名声蜚振。冯先生所著书中用字造词，金岳霖先生都叹为观止。冯先生的保守思想可见之于倡导同学从军的讲词里，那一次他说：“我保证你们不会遭遇什么不好的待遇，因为青年军中有好些人的父兄都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言外之意，大有普遍兵受苦是活该，因为他们没有了地位的父兄的缘故。根据冯先生最近几年的行动，有很多人以为冯先生由“风流”而转变为“现实”，由“为无为”而转变到“为有为”了。假若说太虚是“政治和尚”，那么冯先生可以称为“政治哲学家”。
叶企孙先生 在吴有训(正之)先生为清华理学院长之前，叶先生就是老理学院长。五十余的高龄，早岁在芝加哥念物理，至今也独身未娶。讲话时不大顺畅，心肠却极好，联大的学程一次考试不及格就得重修，不能补考，只有叶先生的课是例外。好整洁，到饭馆或是小店吃东西时，椅子至少要擦上五六分钟才坐下去。上课的时候，你每次总会看见叶先生带着一个个的小包很整齐地放在讲桌角上。叶先生有一位侄公子在联大念书，两人感情很好，常见他们一道看看电影，吃点华山西路的大虾粥。叶先生平时也读读《东方杂志》之类。
华罗庚先生 知名的自学数学家，一腿失健，走起路来右腿总在画圆弧。研究代数，尤长于数论，先生对时事很关心，在民国三十四年“五四”前夕的科学晚会上，他曾高呼： “科学的基础应该建立在‘民主’上。”有一次临大考，同学们都很紧张，华先生走上讲堂说了一句：不考了，今天却要上一课堂，结果皆大喜欢。华先生现在还很用功，不过也有人说华先生的论文材料太粗疏。
查良钊先生 我们有名的查菩萨(潘光旦先生也如此说)。查先生主持联大的训导真是煞费苦心。查先生最了解同学的苦衷，公费第一次请不准，向他诉诉苦第二次自然就准了。查先生也最热心快肠，有人说查先生讲演时，不是兴奋、激动、悲哀得流泪，就是高兴得大笑，考诸查先生的平日言行，也确是如此。有一次东会堂住的新同学经查先生批准后搬了一个地方，后来查先生查寝室时责骂这位同学擅自移动，那位同学即回答是查先生批准了的，查先生因此立时连说：“我惭愧!我惭愧!”联大教授对东北问题发出了一次宣言，有些同学以为教授们未得到正确消息之前，不应有所行动，在联大校门口贴了一张“呜呼!大学教授”。这样一来很多教授跑去找查先生请他制裁：对出布告的学生加以严重处罚，查先生只有笑对教授：“现在是讲言论自由的时候，他要说让他说好了。”查先生常为同学们的衣、食、住、行忙，从前吃公米的时候，他曾亲自跑到玉溪去弄米，有时遍跑昆明各公私机关，为同学借米。这一次，同学纷纷乘车至长沙或梧州，查先生无一天不在场照顾，有时出了麻烦，也总是查先生出面交涉。他是师范学院的教授，联大成立以前在南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