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近代思想史开风气的人物，梁启超最大的贡献就是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思想启蒙。戊戌变法之前，他创办《时务报》，积极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为变法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动员和舆论准备;变法失败后，他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广泛介绍西方先进思想，批判封建专制，宣传新民学说，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声势浩大的启蒙思潮。从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前期，梁启超关于思想启蒙、思想解放的言论成为治疗国民思想疾病的良药，在当时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产生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和巨大影响。“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去了它的精彩。”当时的“青少年——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郭沫若《少年时代》，《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一卷，第1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
梁启超关于思想的论述有不少精辟的见解，至今仍有发人深省的作用。
梁启超高度重视思想的力量，对于它的价值、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他指出：“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2页。中华书局1989年)“凡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第59页)“思想自由之门开，而新天地始出现矣”(《新民说》第41页)。梁启超将思想视为孕育、开创工作的新局面，推动社会发展与国家进步的原动力(母体)，对思想的价值给予以极高的评价。既然思想如此重要，那么让人们的思想摆脱各种束缚与干扰，保持开放与充满生机的状态，在变革社会的实践中充分发挥它的动力机的作用，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如何才能打开思想之门?梁启超强调了以下几点。
第一， 不让古人、前人牵着鼻子走
梁启超告诫人们，“勿为古人之奴隶”。(《新民说》第46页)就是不要迷信古人、前人。他说：“非古人之法言不敢道，非古人之法行不敢行，此奴隶根性之言也，夫古人自古人，我自我……以古人之脑筋为脑筋，不过一有机无灵之土木偶。”(《国民十大元气论》，文集之三，第63页)梁启超指出，历史上的任何贤能大哲，他们的眼光、决策都受到当时条件的制约，历史时空的局限，只能“匡一时之弊，規当世之利，而决不足以范围千百万年之后之人也”(《新民说》第47页)因此，对前人的成说必须经过自己脑子的过滤，有条件的吸收。他举例说，孔子教人择善而从，如果不经过一番“择”，如何知道他是善?“只这个‘择’字，便是思想解放的关目”(《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25页)。他告诫人们，对前人的著作、言论要审慎分辨、选择，敢于发表批评意见，不要让各种陈旧的观念与说法束缚了自己的思想，放不开脚步。
第二，不要被世俗牵着鼻子走
梁启超认为，中国人在长期封建专制下形成的国民性长期以来受到历史世俗的无数束缚，“非悉数解放，不能树立。祖宗的遗传，社会的环境，都是莫大的力量，压得人们不能动弹”。(《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25页)因此他告诫人们，“勿为世俗之奴隶”(《新民说》第48页)，盲目跟风，人云亦云，恪守陈旧的观念，都是为世俗束缚的表现。他指出，古代俗谚所谓“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袖，四方全幅帛”就是对盲目仿效和无知者的一种讽刺;至于“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则是堕入到更为可悲可叹的地步了。梁启超根据人们的思想层次，将面对旧风气的人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困缚于风气之中者;第二种，跳出风气之中者;第三种，跳出旧风气，而后能造成新风气者。他最为赞赏的是第三种，说：“夫世界之所以长此不灭而进化者，赖有造新风气之人而已。”(《国民十大元气论》，文集之三，第63页)他指出，凡有志于创造新时代、新风气的志士面对世俗浊流应该具有“狂澜滔滔，一柱屹立”(《国民十大元气论》，文集之三，第63页)的气概。
第三，不要被困境所屈服
梁启超告诫人们：“勿为境遇之奴隶”(《新民说》第48页)。他所谓“境遇”，主要是指的逆境、困境。凡有志于革新之士，常常会遇到困难与挫折，他勉励人们，不要被眼前的困境所难倒，直面困难要拿出批荆斩棘的勇气和毅力，“凿榛莽以辟之，烈山泽而焚之”(《新民说》第48页)，开出新的道路。梁启超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前途充满乐观和信心，他说：“天下进化之理，未有穷者”(《自由书.论成败》，专集之二第1页)，历史的发展“日迈月征，进进不已”(《中国专制之进化论》，文集之九第59页)。对于那种因一时的困境、挫折而潦倒，将志气销磨尽净，看不见光明前途的人，他表示遗憾和痛心。他用宋人的两句诗“卷舒一代兴亡手，出入千重云水身”(《新民说》第48页)，鼓励人们作叱咤风云的斗士，勇敢地挑起民族和国家的重担，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战场。
以上几点，不迷信古人，不追随时俗，均是强调发挥自我的能力;不屈于困境，则是强调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只有敢于打破各种束缚自己的条条框框，冲出世俗的困扰，又具有坚韧不拔的斗志，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思想才会得到彻底解放。梁启超认为，要做到这几方面，关键在于保持精神思想上的独立与自由。他说：“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新民说》第40页)“独立者何?不借他人之扶助，而屹然自立于世界也者，人而不能独立，时为奴隶。”“故独立性，孕育世界之原料也”。(《国民十大元气论》，文集之三，第63页)他指出，只有把前人、世俗、境遇对“真我”的束缚“一层一层的打扫排除”，人们才会获得精神思想上的真正独立与自由，才不会做古人、时俗、境遇的奴隶，思想解放才会彻底(《欧游心影录》，第28页)。可见，保持思想的独立与自由是思想解放、发掘思想原动力的前提。不能否认，在梁启超对思想价值作出的判断中，有着中国古代心学和西方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但在风云呜咽、万马齐喑的近代中国，与其拒绝它们，毋宁让它们一道来振奋、刺激国人麻木、疲弱的神经。正如一位哲人所言：“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思想。”
梁启超关于思想作用的上述观点，对于近代被封建专制思想与旧的习惯势力禁锢与麻痹的国人精神，曾一度带来极大的振奋和鼓舞;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行动源于思想，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活力来自永不枯竭、创新求变的思想。中华民族的历史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除旧布新的历史，说到底就是新旧观念不断碰撞，新思想不断战胜、超越旧思想的历史。只有高度独立、开放的精神空间，才能生长出富于智慧与活力的生命之树，结出丰硕的文明之果。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是曲折而漫长的，人们只有在永不停顿的思考和探索中，才能卸下精神上的包袱，勇于挑战自己，超越前人，征服困境，不断开拓前进的道路，实现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这就是思想的价值与力量。由此可见，追求思想解放，对于谋求社会变革与进步的人们来说是一个永不枯竭的话题。当然，人们对思想解放的追求也是有限度的，超越一定时间、空间的限制与可能性，就容易走向另一极，落入唯意志论了。
谈到思想自由的问题，人们往往提到清华研究院的另一位导师陈寅恪。陈寅恪在著名的《清华大学王观堂纪念碑铭》指出“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故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尔。”赞扬王国维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天壤而同久，与三光而永光。”本人窃以为，陈寅恪的观点立足于士的名节、尊严和对道统的维护，偏重于对传统士人风骨的发扬，所取乃在儒家“(士)可杀不可辱”(《礼记.儒行》)的古训;梁启超宣扬的思想独立自由则与思想解放联系起来，与追求时代的变革联系起来，目的在进取与图新。陈的观点固然可取，但比较起来，梁则要显得新锐而开放。同为民国大师，陈寅恪偏重于维护传统;梁启超则志在创造新风气与新天地，谋求社会的变革。这是二人的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