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继东:作家
摘要:大时代出大作家大作品。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大时代”,但没有反映“大时代”的文学。
在文坛制造泡沫的时代,我早已不太读文学了。春节期间,远在南国的林贤治君电话告诉我,他和章德宁主编的《2003文学中国》已给我寄了一本。林君还说,现在“年选”之类的读物很多,但他跟别人选的绝对不一样。他把小说、散文、诗歌、杂感、随笔等“一锅煮”了,这是没人做过的。他还想把“一锅煮”的选法做大,争取一个季度选一本,但要有销路,出版社才干。因此,他希望我能写一点关于此书的文字。
收到书后,我没有整段的时间来通读,但断断续续读完了。原来我担心自己无话可说,会辜负林君一番雅意,但一读之下,竟然不吐不快了。书中以思想见长的几篇,如连岳的《科学精神》、张鸣的《义和团的药方》、秦晖的《谈死》以及王怡的《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饮食习惯》等,都让我引起共鸣;但这里不表,就说说描写底层人物的几篇诗文吧。
我虽是农民的儿子,但混入这座都市十余年了。十多年来,耳濡目染,看着城市楼房越来越高,街道越来越宽敞漂亮,不知怎的,自己的脾气反而变得越来越坏了。我曾野心勃勃,试图有所作为,然而却又无能为力。尽管,我也将目光常投向那些睡在街头的民工,睡在夏天里任蚊虫叮咬、冬天里任寒风刺骨的工棚里的国民——我知道,他们是都市里真正的最苦最累的人,但我从来没有用文字直接状写他们(我学着操用所谓“精英话语”,以忝列“精英”为荣)。读到《2003文学中国》里夏榆、邵燕祥、郁金等人的诗文,对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我是深感愧疚的。我检讨自己,为什么也变得麻木起来?我又说不清。也许,就在对自己周围发生的一切或慷慨激愤、或转而变得无奈的时候,我真的变了。
中国有多少作家,至少是数以万计吧。夏榆是不知名的,但夏榆的文字是不可多得的,是歌舞升平的另一面表达。其散文《失踪的生活》写到一个没有姓名的“坏孩子”——在北京的严寒的冬天里,他(或她)从“少管所”接连向“姐姐”发出两张呼救的明信片,明信片上写着:“姐姐,冬天来了,我这里很冷。盼你能寄来棉衣。千万千万。”“姐姐,我病了,昨天发烧了,这里的冬天更冷,盼姐能寄棉衣给我。千万千万。”(这孩子是多么的孤立无援啊!)他(或她)等“姐姐”“寄棉衣”,可“姐姐”哪里去了?为何不来领取邮件?待“我骑着自行车”找到明信片上那个地址时,终于得到确凿消息,那个“姐姐”叫“周洁”,可是,“周洁”于两个星期前已割脉自杀了——而这事,就发生在北京大学校区旁的西苑乡!北大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骄傲,曾出现不少思想文化界的精英人物,今天也同样有不少活跃在思想文化界的“精英”。但“精英”们关注的是上层,一个少管所里的“坏孩子”和“坏孩子”的姐姐“周洁”,自然不会进入他们的视线。“忽然/没有了声音,没有了眼神/没有了呼吸,只剩下/两三个字的姓名”,“戴着矿灯的生命/是怎样死去”(邵燕祥诗《哀矿难》),“精英”们压根儿就不想知道“在北京/你可以没有孩子/但不能没有一条狗/在宠物如此尊贵的年代/一个外省青年,还不如/一条狗那么容易找到归宿”(郁金诗《狗一样的生活》)。这,就是生活的真实!但我们的作家又有多少人能正视这种真实?从银幕到荧屏,要么躲在死人堆里津律乐道;要么为帝王将相歌功颂德,叫嚷要让康熙“再活五百年”:要么“装模作样,沾沾自喜,趾高气扬,酷相十足”……
大时代出大作家大作品。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的“大时代”,但没有反映“大时代”的文学。作家们仿佛“生活在别处”,或是加入了“吾皇圣明”的大合唱,对人类自身的关怀和悲悯心彻底泯灭了。
有人说,李白和杜甫同样是伟大的诗人,但我更喜欢杜甫,更喜欢白居易。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卖炭翁》等篇什,每读一次,都能让人良知猛醒。那唐王朝的繁华,其实只是“皇亲国戚们”自家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才是历史的真实。什么“当家作主”呀,什么“主人翁”呀,其实都是一种说辞啊。长沙网民曾发贴子“致市长”说:“我们看着城市的大楼一座比一座高,一栋比一栋豪华;官员的车,一天比一天多,一辆比一辆豪华;但都不是我们的……”是的,他们必须面对下岗,面对每天的油盐柴米,面对有病无钱住院治疗等等现实的问题。这种底层的艰难的人生,作家们又关注了多少?最近有《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引起轰动,我以为并非作家超凡的艺术,而是作家真正深入了最底层,把最底层的希望、痛苦、挣扎、哀伤、无奈、坚韧……写了出来。
朱正先生曾戏说,鲁迅是不能真学的。这话颇耐人寻味,也让人很悲哀。中国会不会有自己的果戈理?有自己的马克·吐温?有自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就要看我们这个民族的造化了。
文章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