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众议，中国作家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现任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著有《拉美当代小说流派》《博尔赫斯》《堂吉诃德的长矛》《游心集》《亲爱的母语》等作品。
我们知道，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是以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的忌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立的。尤其是今年，适逢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全世界读书人再一次聚焦这两位文学巨匠；我国读书界自然也不会忘记同样逝世400周年的汤显祖，同时反观我们的阅读情况。
阅读的困顿
老实说，我们的阅读情况不容乐观。且不说我国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处于世界中下游（2016年“世界读书日”公布的有关调查数据表明，2015年我国人均年读书量仍不足5种），较欧美国家和亚太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同时，青少年的电子阅读量迅速飙升，其内容多为快餐类影像作品和闲聊，即主要属轻阅读、浅阅读范畴，罕有经典间架。更令人瞠目的是201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网上抽样调查结果：我国“四大名著”之首的《红楼梦》居然在“死活读不下去”的榜单上赫然居于榜首。与此同时，《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横遭批判，其做法无非是将它们剥离历史土壤，并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关于《西游记》，或可作为个案多说几句，因为它一直是我国少儿读物中的第一经典。然而，它被反复恶搞。乡贤章金莱（六小龄童）颇为愤懑，以至于不惜“以身试法”、对簿公堂。而孩子们看了许多恶搞、大话之后，便再不像我辈这么“迂腐”了，唐僧娶妻生子、悟空与白骨精恋爱之类早已先入为主，占据了他们的记忆和想象。别以为那只是简单的搞笑。说到笑，当初我看《西游记》也一直在笑，笑唐僧迂（苦笑不迭！），笑猪八戒黠（可气可笑！），笑孙悟空精（服膺的笑！），笑沙和尚憨（会心的笑！）；后来长大了，慢慢有了些阅历，便开始拿师徒四人比附国民，乃至国民性，谓唐僧像儒，八戒像商，悟空像侠，沙僧像民。而他们之外的那一拨神仙是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而白骨精们是为非作歹的匪。
再就是：一如蒲松龄是书生，因此美丽的女鬼都爱上了书生；吴承恩也是书生，所以妖怪都喜欢唐僧。而唐僧又何尝不是书生？！他所做的其实是现代意义上的“洋插队”——先留学，而后回国译经授业。吴承恩无非是夸大了我等儒生的迂腐劲儿。要说信仰这东西就是厉害，无论释道儒侠，还有各色主义，一旦信了，也便身不由己。于是，唐僧心心念念的是他那一亩三分地。但他是幸运的，因为他成功了，而许多儒生却成了范进。孙悟空是侠义的化身，忠肝义胆、火眼金睛，却不乏逆反心理；讲道义、有信仰，但不墨守成规。他是孩子德育教学的好范例，盖因他是非分明，乃古来忠臣名士的代表。沙僧代表芸芸众生，他勤勉敦厚、任劳任怨，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轻易还手。八戒的两面性，甚至多面性则最可用来比附一般意义上的国民性，甚而劣根性。他狡黠，但只是小聪明；贪吃贪色，却又惰性十足、不思进取；时不时地占点便宜、开个小差，吃亏时不是阿Q似的自我安慰，便是蛮不讲理地抱怨别人。
当然，情况远不止于兹。屈原遭到了“弗洛伊德的攻击”，成了“同性恋者”，于是其爱国主义精神被“恋君情结”所颠覆。此外，从杜甫到鲁迅，无数经典作家被或多或少穿上了小鞋。于是，经典作家作品作为民族文化母体的基因或染色体地位被彻底撼动，甚至颠覆。这当然不是个别文人墨客或影视大腕心血来潮、指点古今的结果，其背后是资本和文化消费主义的强劲推动，也是“全球化”时代“去民族意识”、“去意识形态”的必然结果。我的问题是：既然国家尚未消亡，白宫的主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强调美国利益，我们却轻易瓦解作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价值认同和审美认同重要根基的文学经典，那不是犯傻或别有用心又是什么？
魔侠的来临
话说回来，颠覆“经典”的做法是文学的本分。但这个“经典”始终是加引号的。譬如塞万提斯颠覆的“经典”是以消遣为目的的骑士小说。曾几何时，骑士小说在欧洲风靡一时。用最简单的话说，骑士小说之所以风行欧洲，尤其风行西班牙，是因为王国的复兴或建立（西班牙则是打败了占据伊比利亚半岛长达近8个世纪的阿拉伯人，并迅速擢升为强大的帝国）。而骑士阶层作为“王国复兴”的主力完成了历史使命。骑士们被封官加爵，远离了金戈铁马、过上了养尊处优的生活，成为新兴市民阶层梦想的归宿。后者正是“航海大发现”的精神基础。哥伦布所率领的西班牙冒险家并不知道美洲的存在，他们的目标是“大中华帝国”，只是阴差阳错到达了美洲，并误认为那是印度。稍后历任菲律宾总督的西班牙人一直觊觎富饶的中国，并多次上书国王派兵“占领”。只不过西班牙帝国早被野心所累，已然是无可奈何的明日黄花。但骑士梦想仍萦绕在西班牙市民阶层心中；于是，过去的骑士生活被逐渐艺术化。比如，多数骑士小说的主人公不是一手举剑、一手握笔，就是浪漫的冒险家；他们为了信仰、荣誉或某个意中人不惜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们往往孤军奋战、特立独行，具有鲜明的个人英雄主义倾向，同时不乏神秘色彩。塞万提斯则开宗明义，要用《堂吉诃德》来扫除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有害心灵的无稽之谈。于是，骑士小说被淋淋漓漓地戏说了一番。于是，孩子们看《堂吉诃德》会笑，而成熟的读者却每每在堂吉诃德的疯癫面前潸然泪下。
同样，莎士比亚在喜剧一统天下的时代写下了使他得以成为经典作家的一系列悲剧。适值人学颠覆神学，人性的本能成为文坛刺激观众、获取资本的猛料。毫无疑问，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思想家始终视人本主义为双刃剑，即它在否定神学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彰显了人性的另一面：资本产生和发展的润滑剂。而文艺复兴运动作为人本主义的载体，无疑也是资本的温床。14世纪初，但丁即在文艺复兴运动的晨光熹微中窥见了人性（人本）三兽：肉欲（豹）、贪婪（狼）和狂妄（狮）（见“神间喜剧”《神曲》）。未几，拉伯雷在《巨人传》中恶搞神学，并酣畅地狂欢了一把。伊塔大司铎在《真爱之书》中把金钱描绘得惊心动魄、无所不能。薄伽丘则以罕见的打着旗帜反旗帜的狡黠创作了一本正经的“人间喜剧”《十日谈》。15世纪初，喜剧在欧洲遍地开花，幽默讽刺和玩世不恭的调笑、恶搞充斥文坛。16世纪初，西、葡殖民者带着天花占领大半个美洲，伊拉斯谟则复以毫不掩饰的快意在《疯狂颂》中大谈人类下半身的“那样东西、那样东西，只有那样东西”才是创造人类文明的真正动力。
然而，莎士比亚仍在其苦心经营的剧场里左右开弓，而塞万提斯则通过堂吉诃德颠覆了骑士小说、使人目睹了世风日下和哀鸿遍野。
经典的苏醒
巴尔加斯·略萨认为经典有自我翻新的能力。然而，事实是经典的翻新或复苏取决是时代社会，即读者的青睐和激活。
且说随着启蒙思想家，尤其是浪漫主义的理想被现实所粉碎：19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将矛头指向了国家（具体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从而改变了经典的界定方式。这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将现实主义定格在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个典型环境已经不是启蒙时代的封建法国，而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的“自由竞争”。这时，资本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此，我们不能以简单的反本质主义否定事物的基本属性、社会的基本状态和历史趋势。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批评这位工人作家说：“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的意思决不是这样。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这是就马克思所说的“席勒式”和“莎士比亚化”所言的。
恩格斯同时指出，“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那便是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这样，巴尔扎克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恩格斯所说的这些人就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表的“人民群众”。较之法国封建贵族，资产阶级的确代表了更为广泛的人民群众，这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成功的保证。
但是，从上世纪开始，巴尔扎克在西方学界遭到冷遇。随着现代主义的兴起，典型论乃至传统现实主义逐渐被西方形形色色的各种主义所淹没。在这些主义当中，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首当其冲。我们暂且不必否定自然主义的历史功绩，也不必就自然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某些亲缘关系多费周章，但有一点是需要说明并相对确定的，那便是现代艺术的多元化趋势，及至后现代无主流、无中心、无标准（我称之为三无主义）的来临。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资本及其推动的文化消费主义则是其不竭的源泉。
和巴尔扎克一样，列夫·托尔斯泰的命运同样堪忧。其中的原因，除了西方所谓的意识形态“淡化”，恐怕还是“去国家意识”、“去意识形态”的文化消费主义在作祟。曾几何时，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褒奖具有鲜明的国家意识和阶级立场。套用恩格斯的话说，那是因为他看到了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的胜利。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列宁认为托尔斯泰表现了俄国革命的特点。因此，他的矛盾是俄国农民的矛盾。由此，列宁称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诚然，我要说的不仅仅是列宁和托尔斯泰，而是与之关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后者，20世纪上中叶至今，西方和俄国已有许多讨论。其中最耀眼的莫过于巴赫金的品评，诸如狂欢理论、对话理论、复调理论，等等。不过，稍有记性的人即或因某种无知或逆反而忽视列宁，至少不会忘记弗洛伊德吧？后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评价固有他一贯的偏颇之处，却不可谓不深刻、不可谓不真诚。
他说：“由于作家选择的素材中残暴、凶杀、自私的人物比其他所有的人物都突出，这表明他内心深处是喜欢那种生活的，再说他自己的生活中也确有一些这样的是：如嗜赌，也许还奸污过一名幼女（坦白）等等。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有种极为强烈的破坏性本能，这本来很容易使他成为罪犯的，但在他的生活中这种破坏性本能却主要（没有向外，而是向内）针对自己本人，因而表现为受虐型和罪孽感。但是他身上总还残留着相当多的虐待狂的特征，这表现在易冲动、爱折磨人、毫不宽容——即使对他所爱的——并且表现在作为作者对待读者的态度上。”对此，我们姑妄听之。但我的问题是：我们有人拿弗洛伊德理论兴高采烈地颠覆屈原，却缘何在陀氏研究中几乎只见巴赫金、不见弗氏的身影？
鉴于此，窃以为经典的苏醒只能寄希望于重返马列、重塑国家意识。后者才是我们的利益诉求，也是最大公约数在阅读和精神领域的有效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