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科学泰斗钱学森先生曾向温总理提出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问题在教育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十分重视教育发展，时至今日，无论从教育规模、受教育程度还是师生数量上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目前的教育体制却再也没有培养出像解放前培养的邓稼先、杨振宁那样的大师，也没有出现70年代中国杰出的张广厚、陈景润等人才。从2000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设立到现在，得奖的一共有14人，其中有11人是1951年前毕业的。2006年，温家宝总理曾拿“钱学森之问”请教国内最有名的六所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他们的回答是：要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高校大改革大发展起来之后，应该是大提高；做大高等教育，还要做强高等教育。 我认为，这种回答并不能让钱老和总理满意。回答“钱学森之问”，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上下工夫。

　　“去行政化”是教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当前我国教育体制的最大弊端在于教育体制行政化。教育体制行政化的含义，就是把学术机构当成行政机构来管理。由上级任命书记校长，下级服从上级，权力和地位决定了所能获取的资源和收入。这种行政化的管理机制负面效应很多，首先是破坏了教育的规律。教育的最高规律是不要以个人意志干预教育。比如，大学最根本的是要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让师生们集中精力读书、想问题、做学问、搞教学。可是过去10年中国大多数高校都忘记了这个根本，变得急功近利，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扩招，新建了大片的新校区、校舍，成立了大量综合性大学。这属于明显的政绩行为，破坏了教育的根本。其次，行政化的教育体制导致本应追求学术卓越的大学教授们没有话语权，地位低、待遇少，只能转而迎合权力，崇尚权力，极大伤害了教授们治学的热情，导致大学的活力日渐衰竭，创新能力日渐萎缩。

　　要改善这种局面，就不能仅对教育体制做些表面的修补，而要从根本上进行变革。要“去行政化”、“去官化”，把学校的文化和风气扭转回原本的状态，让所有人崇尚学术卓越。目前，很多人对“去行政化”的意思有误解，认为就是不要行政管理。所谓的“去行政化”第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要以学术主导代替行政权力主导。通俗讲就是“谁的话有道理听谁的，而不是谁的行政职务高听谁的”。决策的时候不是靠最高行政领导来拍板，而是应该由教授组成的委员会认真讨论，取得共识，再由行政官员包括校长执行；第二层意思是要尽量减少行政架构，缩小管理体系。可以不在校内设院系，只设学科的管理机构，把院和系对学术科研的干扰降到最低，同时也让学校里面的交叉学科获得发展。

　　大学自治是理想的现代大学制度

　　大学被行政化，最重要的原因是外界行政权力干预学校。症结在于大学的领导干部任命制度，求解的方式就是大学要走自治的道路。

　　然而由于我国绝大部分学校发展要依赖政府财政支持，因此要走出一条大学自治的道路并不容易。一个切入点就是制定大学章程。《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所有大学都要有章程。但目前国内有章程的大学寥寥无几，没有章程学校就没有自己的约束力，只能依靠行政力量管理学校。因此我认为，中国高校要办学独立，第一步就是认真贯彻法律，每一所大学都要制定章程，不仅规定应该怎么做，而且要规定违反了怎么处罚。一旦拥有了有权威和威慑力的章程，大学才能够依章程治校，在行政权力前保护自治权利。

　　有了章程之后，作为学术机构，大学内部不应该有任何干部级别，所有的管理者都应能上能下。但是行政管理岗位一定要有高报酬，让这些岗位有足够的吸引力吸引管理精英加入其中。但是行政岗位工作者应严格依照大学的章程来管理学校，不能用行政化的办法发号施令。管理者也没有权力支配教授，而是要根据教授的需要提供相应的服务。对于校长来说，首先校长应该选择真正懂教育的教育家。因为教育有其特定的规律，只有真正由懂得教育客观规律的人来管，按照科学的规律来办，才有可能办好大学。其次，校长应该由教授们选举出来，而不能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指定校长。在校长的遴选过程中，一定要听取教授的意见，使校长真正成为教授们的代表。校长要对教授们负责，否则，教授们就有权利罢免、更换校长。这就是“教授治校”。第三，校长要善于民主协商，要在学校重大问题的决策上与教授们商讨，真正反映大部分教授的集体意志。

　　由此可见，在大学自治的现代大学制度下，校长有很大的办学自主权，但同时又受到很严格的监督。他可以放手干正确的事，一旦他的行为触犯到学校的利益，随时都将面临被监督和弹劾。

　　追求学术卓越应当成为大学的灵魂

　　“去行政化”、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都是为了恢复大学应有的崇尚学术、追求学术卓越的氛围。创造了这样的氛围，才能激发师生们的研究热情和创新能力。而研究热情和创新能力是一个杰出人才必备的条件。

　　学术卓越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学术自由。在校内，学术成就应当成为评判一个人的标准，学术成就突出的人，不论老少，不论行政职务如何，都应该受到大家的尊敬，享受很高的待遇。学校应该提供宽松的研究环境和学术探讨的氛围，鼓励大家自由的进行学术研究和探讨。当然，要帮助鼓励年轻人发挥自己的创新能力和创造力，我理想的学校以后开会应该是这样：主讲人是最有活力、干得最出色的年轻人，老专家、像我这样的老院士，坐在下面听，为他们服务，帮他们组织。我们要把话语权让给最有创造力、最出色的年轻人，这样才能保证学校的活力。

　　第二是学者自律。学者自律很重要。近些年，国内不断发生学术剽窃的问题，被广大社会所诟病，进而影响了学术交流的进行。许多研究人员怕自己的想法和成果被他人窃取，不再在公共学术交流场合进行研究成果的交流。需知，创新思想必须要在自由交流中产生、成长和成熟。因此杜绝学术剽窃的现象，除了加强法律保障外，还要有诚信的学术道德作保障。

　　“钱学森之问”反映了60年中国教育体制发展之弊。未来几个10年中，我们应该不断理顺政府、学校、社会的关系，以不断探索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实践求解“钱学森之问”。

　　（本文原刊于《学习时报》2010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