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谈一个问题：教育的第一目的是甚么。这也涉及到回归古典，就是回归到教育的原始目的。教育的目的是教育人，这一最基本的道理进一步演绎就是教育应把人本身作为教育目的，而不是把教育变成实现其他事务的手段，即不是为政治服务的手段，为市场服务的手段或实现某种特别技能的手段。我今天要强调两个很重要的概念，即“生存技能”与“生命质量”，并且要很决断地说：我们教育的第一目的不是培养“生存技能”，而是要提高“生命质量”。也就是说，教育应当把培养优秀的人性、培养有质量的生命作为第一目的。这一思路，正是回到教育的原始目的和古典目的。原始目的是指中国从孔夫子开始（他是一位大教育家），就把培养人作为第一目的，教育宗旨是学为人、学做人。换句话说，教育的第一目的不是培养职业的技能、生存的技能，而是提高生命的质量。关於这点，李泽厚在和我的对话当中曾用哲学语言表述，说我们应该是以培育人的情感本体与伦理本体为第一目的，以塑造工具本体为第二目的。我们培养学生，当然也要培养某些技能，比如当医生、当律师的职业技能，但这是第二目的；第一目的应是培育伦理本体、情感本体，让他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完整的入，这才是教育的根本。这恰恰是当年孔夫子强调的，他强调教育在於学做人、学为人，这是中国教育非常优秀的传统，我们应当回归这个传统。
那么，提高生命质量的关键是甚么？如果必须用一句话问答，那么，我要说，这就是要使人了解生存的意义与人生的根本，从而确立人的灵魂维度。现在，不光是我们中国、美国很多学校也有这个问题，就是读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书、学了一些技能，但走出校门时却不知人生的根本是甚么。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後，他们的教材很多含有人文教育的内容，但他们愈来愈重视技能的教育，同样忘记人生的根本。我在美国十几年，很喜欢读几个美国散文家的书，像爱默生、梭罗的散文。爱默生的思想影响整个美国，他有一句话对我影响非常大，他说：“人生唯一有价值的，是有活力的灵魂。”他还说过一句更绝对的话，“世界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人是一切。”灵魂的健康和灵魂的活力，这就是生命的质量。这个意思，我再用另外一位历史学家、哲学家的语言来表述，这就是史宾格勒写的《西方的没落》这本书所阐述的观念，这本书讲了一个意思，就是人的建设关键是灵魂的建设，也就是人文维度即灵魂维度的确立。如果只有知识和技能，那么人还是平面的，只有长度和宽度；人类知识愈来愈多，宽度和长度增长了，但是缺少一个东西，即缺少第三维度，这第三维度就是人文维度；只有具备了第三维度，人才有深度，生命才是立体的。生命质量就是要求人要具有内在深度，具有完整的立体的生命。
一个只有生命长度、宽度的人，跟一个既有生命长度宽度，又有深度的人的生命质量是不一样的。人与人的差别最根本就是生命质量的差别，就是第三维度的差别。这第三维度就是灵魂的维度。史宾格勒道破这一点，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情境下，特别是全球化、高度现代化的情境下，更显得重要了。也就是说，一个卓越者，他除了生存技能、职业技能之外，还必须有深厚的一面，比如说，他的理想追求、人文精神、历史眼光、道德素养、良知体系、审美能力、生活态度，还有他的人格水平等，这些就是人深厚的一面，就是第三维度。钱穆光生用更简明的语言来表述这个问题，他用中国的哲学语言表述。中国古代认识论中早就有“格物致知”的命题，从《礼记·大学》到《朱子语类》（朱熹）、《传习录》（王守仁），都讲“格物致知”，钱穆则提出另外一个概念：“格心”。“格”就是去领悟、去感觉、去叩问，甚至去创造。“格心”就是对心灵有高度的敏感，并去感悟心灵，创造心灵，不仅要去拥抱善，而且是要去创造善。“心”是看不见的，技能技术是看得见的，但看不见的东西，不可视的素质，比可视的更重要。钱穆先生的“格心”概念，没有被中国知识分子充份注意，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格物”可致知，“格心”则可致生命的丰富精彩。“格心”意味着要培养人的心灵原则、心灵方向、心灵状态，还有心灵的力量，这些都是属於第三维度的内容。
我们中国的教育结构一直具有三个维度，既有智育、体育，还有德育。这一点，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我没有感受到非常重要。到了美国，我的女儿上了中学以後、才发现她们怎么缺少了一个维度呀，美国中学怎么只有体育和智育，怎么没有德育呀，很奇怪。後来我的女儿告诉我，如果教会办的学校，他们以宗教教育代替德育，但她们那个学校和教会没有关系，也就没有德育。中国很早就有三维，有德育这一维，这是了不起的。问题是後来我们的德育，发生了变形变质，把德育变成意识形态的教育。意识形态的教育不是真正的人文教育，它往往带有党派性而没有心灵原则与良知原则的普遍性，这样，德育世变成意识形态的殖民地，变形了。
中国近代思想家王国维、蔡元培还想在德、智、体三维之外开辟第四维度，这就是“美育”之维。王国维认为，人只有当他具备审美能力时，才是“完全的人”，教育就是要培育出“完全的人”。蔡元培为了强化人文教育，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论点，就是“以美育代宗教”。这个命题的意义并没有被充份阐释，譬如北京大学在纪念校庆的时候，并没有把他们学校里最精华的东西阐释出来，像蔡元培先生的情怀、胸襟，还有“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都是精华，却没有充份阐释出来，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很了不起呀。人有宗教情怀当然是好的，但宗教有不同教派，里面往往还有纷争，还有偏见。当然不同宗教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宗教可以容纳其他宗教，有的宗教则不能容纳其他宗教，可是，爱美却是人类的共同天性。“美”比宗教更带有人类美好的普遍性的品格。叶圣陶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即教育的方式主要是帮助优秀人性的自然生成，不是按照某种先验模式人为刻意地锻造。而美育正是帮助人的美好天性自然生成的最好方式，也是生命质量自然形成、自然提高的最好方式，以人的感官而言，各个部份都可以通过美育来提高它的质量。比如说眼睛。没有受过教育是一般的眼睛，但通过教育以後，就变成审美的眼睛。一个人懂得审美，他就是非常幸福的人，他不管是读书、看电影、看戏、观赏大自然，都能享受审美的愉悦，而且这种审美眼睛——按照蔡元培所说——一定是超脱的，是非功利的。歌德说：“人生下来最重要的是用眼睛看世界。”通过教育培养审美眼睛，感官就不一样了，生命质量就不一样了。还有耳朵，马克思所说的“音乐的耳朵”，是能欣赏音乐的内感觉，音乐的语言比文学的语言更抽象，但往往也有更高的境界，音乐可直接与宇宙相通。还有口舌，口要有口德，说话要有口德，不能随便进行人身攻击。我批评的“语言暴力”，就是没有口德。动不动攻击人，就是缺德。不仅缺德，而且丑陋，离美很远。感官经过美育的薰陶，整个生命质量就不一样了。
第三个问题，讲讲教材与生命质量的关系。“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化先驱者，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五四”运动是发现“人”的运动，我曾经在课堂里讲中国近现代的三大文化意识的觉醒。第一次是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海战以後，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我们本只有天下意识，没有民族国家意识。近代一个重大发现，是发现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所以那时的知识分子很悲愤，就研究我们中国为甚么不能强大。像梁启超，他就对中国积弱的原因，写了很多文章，说关键是国民的问题，所以写了《新民说》，但当时他讲的国民是群体的“民”；而“五四”运动则从“群”到“己”，强调的是个体。完成了第二个大发现，即发现中国人不是人，只当过两种类型，一是做稳了奴隶，一是连奴隶也做不得；中国从来也没有真正做人的时代，所以他们要重新发现人。所谓发现人，在广度上包括发现三个东西：一个是发现人，一个是发现妇女，一个是发现儿童。发现儿童，就是发现我们中国儿童的生命质量有问题。鲁迅先生写了一篇《由聋而哑》，说我们中国的孩子，精神食粮太欠缺、太粗糙了；耳朵聋了，很多优秀的、健康的、美好的声音听不见，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读不到。聋了，聋以後就变成哑了，说不出来了，变成无声的中国，没有真正的声音，没有精彩的声音，没有个性的声音，为甚么呢？就是精神食粮有问题，教材有问题，也就是读物的问题。我这一代人，说实在的，我们的精神食粮相当粗糙。过去我们读的书局限很大，教材也贫乏、粗糙，我刚刚说过，我们常用意识形态的教育来取代德育，取代人文维度，如果教材老是光有一些甚么雷锋的故事和“半夜鸡叫”的故事，太政治化，就会缺少一种更普遍的、古今中外的美好文化的精华。没有这些精华的积淀和补养，我们的生命质量就会降低，甚至会犯一种“缺钙症”，或者说“贫血症”，这就是文化的贫血症和文化的缺钙症，缺少人文的钙，灵魂的钙，缺少情感本体与伦理本体的钙。所以教材的丰富与多样，以及教材具备真、善、美这些基本钙质，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我特别要商讨的一点，是如何从我们中国的古代文化里，寻找提高生命质量的教材资源。这一点很重要，但是很可惜，我不能在大陆像今天一样充份讲讲这个问题。我们中国古代的文学、哲学、伦理学，是培养人的生命质量的极为丰富的资源。我认为包括西方，将来都会发现我们这里的资源。
对於我们古代文化，首先要辨析一下，到底哪一些是精华，哪一些是糟粕。有的作家给孩子开“炎炎夏天要读的书”竟然是《水浒传》，这就很值得商榷了。听说香港电视台从明天开始，又要播放《水浒传》了。可是我们应该注意《水浒传》作为文学作品，确实是一个好作品，是很杰出的作品，但是，它的文化价值观念，却有很大的问题，它的妇女观念、英雄观念，凡造反干甚么都合理的观念等，都很有问题。我在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讲课当中，专门讲了两讲，一讲是《三国演义》，一讲是《水浒传》，都是从文化上进行批评的。从文学上，比如它的战争描写、人物塑造、故事、语言，都有它的成就，但是从文化批评来说，也就是从它的文化价值观念上说，有大问题。如果从一部作品的整体精神来说，《红楼梦》整个作品是让我们的生命向善、向美去发展的，可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则可能向恶发展，特别是《三国演义》，这本书是我们中国权术阴谋的大全。对《三国演义》如果没有分析批判能力，那么，我们将来人的生命就会完全变形。比如说，我们中国有非常好的义气，像伯牙、锺子期“高山流水”的义气，是非功利的，一种非常纯、非常美的义气，可是到《三国演义》桃园结义却是两回事啦，它是“组织原则”，就是：我们三个同生死，然後我们就去夺天下，这跟我们现今社会三个小伙子，他们抢银行之前先讲讲义气，差不了多少。这个义气变质了。还有像诸葛亮，他确实有很高的智慧，可是他的智慧一进入了权力斗争的系统，就带有这种系统的系统质，智慧发生了变质，变成了许多假的东西，如果接受了这东西，很容易掉落地狱之门，《三国演义》、《水浒传》正是中国的两大地狱之门。说“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是有道理的，《三国演义》会增长人的心机心术；像趟云，他千军万马救出阿斗，刘备把阿斗摔到地上，说：“你差些损了我的一员大将。”连爱心也充满了权术呀！这种东西做教材就不合适了。再说《水浒传》，现在我们都把武松当成是大英雄，但若无保留地学习他的行为，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武松血洗鸳鸯楼，他报仇最充份的理由顶多可以杀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三个人，那已经过份了，可是他杀了十八个人，其中十五个是无辜的，丫环、马夫，还有那些夫人，都是无辜的，问题还不止於此，问题是杀了人之後，他还理直气壮，在墙上写了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这种以杀人为荣的态度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糟粕。它正在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西方文学作品中我们看不到有杀小女子和小孩的英雄，可是《水浒传》中武松却连小丫环也不放过。而李逵杀戮四岁幼儿小衙内更是可怕。对中国这种英雄要警惕。那么中国文化的精华在哪里呢？比如说《山海经》、《道德经》，它恰恰是跟这种态度相反的；我们却没有充份注意，比如说老子的《道德经》，跟《水浒传》的态度完全不一样，《道德经》对杀人、对战争怎么看呀？他说：“夫兵者，不祥之器。”“大兵之後，必有凶年。”他的大前提都已说好了，而且他说：你如果是不得已而战争，你必须证明你是不得已的，若战胜了，不要搞凯旋，而要以葬礼、丧礼来对待战争，这就跟武松的态度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选教材就是要辨析，这些东西真正能提高我们的生命质量，像《红楼梦》，对生命、对少女那么尊重，对名利场那么鄙视、这就是生命境界，这就是生命质量，这就完全不一样。
《山海经》不是一部历史，但它是我们中国最本真、最本然的历史，是我们中华文化最本真、最本然的文化，它有一个最重要的精神，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精卫填海”，海是可以填的吗？海是不能填的，但是偏偏要去填，把不可能的事情，当成可能的事情去争取。“夸父追日”，日不可追，但是我就是要去追，这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钱穆先生等中国文化研究家一辈子探讨中华民族的文化为甚么不会灭亡，他们谈出一些理由，有的认为是有儒家的思想，有的认为是有统一的汉字，但是都没有讲到《山海经》精神这一条，我要补充这一条，就是我们中国最原始、最本真的文化里面，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有这条，就永远不会灭亡了。像这种教材，真正是我们最好的精神食粮，我们必须放进教材里面，去提高我们整个民族的生命质量和每个个体的生命质量。可是，我们能把《道德经》谈战争的文字作为教材吗？香港、台湾的教材我还没有好好研究，但大陆恐怕比较难。总之，教材跟生命质量有很大关系，跟我们整个教育目的有很大关系，我说“回归古典”，就回归到我们最本然、最本真的文化，回归到有益於提高我们生命质量的精华中来。
（本文是作者在“香港课程发展议会”退思日上的演讲，由香港课程会议秘书处根据谈话录音整理，再经刘再复教授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