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文学有历史真实性吗？

王笛

 

摘要：当代文学作品给后世的历史写作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在世界历史上也看得到类似的例子，比如说狄更斯所描写的伦敦，巴尔扎克所描写的巴黎，都是城市历史、居民、文化和生活的非常丰富的、有趣的、有细节的记录。

 

文学作品毫无疑问的是对社会的认识和反映，实际上我们在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在时间的维度上，有若干种选择：一是写我们的同时代，就是说作者生活的时代；二是去写过去的时代，甚至写未来的时代；三是完全不涉及任何时代，而是表达一种精神世界，特别是诗歌。这里我着重要讨论的是写同时代的文学。

写同时代文学，无论是小说还是其他文学形式，其实就是在记录历史。我们可以找到非常多的这样的文学作品。以上海为例，便有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等，王安忆的《长恨歌》，金宇澄的《繁花》，陈丹燕的“上海三部曲”（这是纪实文学作品，包括《上海的红颜遗事》《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等。当我在读这些作品的时候，能够感觉其中强烈的历史感，特别是他们笔下所描写的都市生活、都市文化、普通人的故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每天日常的吃、喝、拉、撒、住这样的一些细节。

我经常在想，如果我们在50年以后，再来看1950年代、196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1990年代上海的日常生活，到底那时的读者从文学那里得到的东西更多呢，还是从历史学家的史书得到东西更多？虽然我是一个历史学者，但是我越来越怀疑我们50年以后，甚至100年以后要了解上个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日常生活、都市文化等等，我们的读者从文学作品中所得到的肯定比从史学著作那里得到的东西更多。

因为文学家写当代，实际上也是写自己的经历、自己的观察，当然有他们的主观立场，但是至少记录了当时的都市日常生活、文化、社会和普通人，虽然是通过他们的眼睛。而且文学家所写的都市，实际上也反映了他们对那段历史的看法，是从他们特定的角度来观察那段历史和那个时代的都市。

当然我们也必须要承认，每一个文学家所记录的历史是不一样的，各有其特定的角度，不同的价值观，等等。我们也必须看到他们的写作和历史本身有着相当的差距，这也是正常的，因为历史的写作与历史本身也是有差距的，而且甚至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这就让我经常在思考，为什么在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中，关注当代普通人的生活非常少呢？当然我们可以指出很多客观的因素，强调写当代面临的各种障碍，有各种担忧，环境的制约，等等。我承认这些客观因素造成的困难，其实我自己也遇到过这类的限制，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史学观。我们历史学家秉承了中国历史写作的传统，热衷于宏大叙事，对大事件、领袖、英雄等等充满着兴趣，而漠视了普通人、日常生活，那些每天都能看得到的，哪怕在我们眼前出现一万次，我们对它们也是熟视无睹，也不愿意把它们记载下来，这就是我们历史写作存在的最大问题。

在记录当代历史这方面，我们经常认为它离我们太近，没有记载的价值。史家在当代历史的写作方面，是不称职的，我们不能给后人提供我们今天生活的记录，那么在50年以后、100年以后，人们只能去读文学家的作品。

其实，不仅仅是城市，以后要了解当代农村，也得靠文学家。写中国农村的文学作品更多，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莫言的《生死疲劳》，余华的《活着》，杨本芬的《秋园》，等等。这些文学作品无疑反映了所描述的时代的方方面面，今后的人们可以通过这些文学作品来了解当代的普通人是怎么生活的，但是我们历史学家拿不出这些东西。

路遥《平凡的世界》描写了陕西一个村庄农民的命运，从20世纪70年代，至粉碎“四人帮”及改革开放初期，黄土高原上所发生的故事。本书被称为“史诗”，是当之无愧的。这部小说就是那个时代普通人生活的真实记载，正如他自己所说的：“生活可以故事化，但历史不能编造，不能有半点似是而非的东西。只有彻底弄清了社会历史背景，才有可能在艺术中准确描绘这些背景下人们的生活形态和精神形态。”

为了找到历史感和历史根据，路遥还去查阅当时的报纸，逐日逐月逐年地查，了解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当时人们生活的知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省报、地区报、《参考消息》的全部合订本，并随手在笔记本上记下某年某月某日的大事，和一些认为有用的东西。由于工作量太大，以至于他感觉“几乎成了一种奴隶般的机械性劳动”，苦不堪言（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他在后来的写作中，其实作为读者，我也能感觉到，这种尊重历史的文学写作是非常有力量的。

因此，在记载民众的生活史上，我觉得文学家比历史学家做得更好。历史学家把眼光只放到大人物和重要事件上，对人民的生活视而不见。这本小说所反映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为了生存的挣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对农民的影响，等等，记录了非常真实的历史。

从为民众写史的角度看，杰出的文学家比历史学家所撰写的著作更生动、更接地气。从某种程度来说，甚至更接近历史的本身。我有个预感，百年以后，我们的后人想了解20世纪中国人的生活，恐怕主要不是从历史著作，而是阅读这些发人深省的著名小说了。

我们在讨论历史真实性问题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学者、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因此，什么是真实性，是因人而异的。也就是说，这个学者认为某个记录或写作是真实的，但是换另外一个人，却并不这样看。但同时我也认为，在历史写作中，需要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我还是同意兰克所主张的，一定要从历史的记载，从历史的资料，去发现历史的真实性，这应该是每一个历史学家的追求。

但是，我对所谓的绝对的真实性是表示怀疑的，因为我们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非常可能的是，我们自认为那是真实的，但实际上可能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误解，甚至离真实性相差还非常远。但我也坚信，随着历史学者研究的深入、历史学家的努力，我们的历史研究会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不过，我们离历史的真实到底有多远，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因为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哪怕有再丰富的资料，也只是过去历史本身的极小的一部分。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历史写作也是一种文学表达。海登·怀特在他的《元史学》中指出，在历史写作的深层结构上，和文学写作一样。他分析了关于19世纪欧洲历史的一些代表性作品，包括米什莱（著有《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等）、兰克（著有《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等）、托克维尔（著有《旧制度与大革命》等）、布克哈特（著有《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等），从这四个历史学家的历史作品的深层结构看，可以分别划分为浪漫剧、喜剧、悲剧和讽刺剧。怀特认为，各种不同的历史著作实际上最终都可以归于这四种形式。而且历史写作的表达也像文学一样，也有隐喻、提喻、转喻、讽喻等等。实际上，历史和文学所采用的语言、表达方法、书写形式等，都是非常类似的。

我自己的历史研究中，反复阅读了从晚清一直到民国时期关于四川特别是成都的大量文学作品，包括李劼人的《暴风雨前》《大波》，巴金的《家》《春》《秋》，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等。
不同的文学作品对历史的记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更看重李劼人写的小说，他的作品大多数都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在1949年以后，他对自己的小说进行了反复的修改。为什么他要反复修改自己的作品呢？正如他在《大波》前言中自嘲说，他的作品被批评缺乏革命的浪漫主义，像一本历史的记事本末。

李劼人的著作没有更多用文学的想象和创造，而是相当纪实的风格，这对我使用他的小说来证史非常重要。他很少修饰，所描写的事件、人物、茶馆、街道、庙宇、地名、生活方式等等，都是有历史依据的，几乎可以视为历史资料来使用。沙汀也说他的《在其香居茶馆里》，就是他在茶馆看到的场景的一个直观描述，基本上没有做什么创作，无非结尾加了一点自己的东西，整个故事就是一个真实的记录。

我还大量使用竹枝词。竹枝词作为诗歌的一种形式，实际真实地、直观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我在写《茶馆》的时候，发现关于19世纪的成都茶馆几乎没有记载，而仅有的资料，竟然是几首竹枝词中的描述。竹枝词这样的文学作品，提供了非常真实的过去普通人生活的历史记录。

因此，当代文学作品给后世的历史写作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在世界历史上也看得到类似的例子，比如说狄更斯所描写的伦敦，巴尔扎克所描写的巴黎，都是城市历史、居民、文化和生活的非常丰富的、有趣的、有细节的记录。

都市文学是记录都市历史的一个重要资源，我们一定不要轻视它。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西方兴起的新文化史，便特别重视对文学资料的使用。在过去，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历史的记载都忽视日常生活和普通民众，那么使用文学作品就变得更为重要，它们提供了过去我们在历史资料中所很难见到的东西。在二十四史中，哪里去寻找普通人的生活、他们的故事以及对他们的描述呢？可以说是几乎没有，那么我们现在要重构他们的生活，经常只有在文学作品中去寻找。

现在不少读者质疑史景迁在《王氏之死》中，使用了大量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的描述。当然，这个质疑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史景迁在这本书中写的是清初山东偏远乡村的普通农民，而且是在1970年代出版的，当时微观史在意大利和法国才刚刚起步，中国的历史学家还把注意力放在农民战争、革命、精英等重大课题上。而在那个时候，史景迁便把他的研究兴趣放到了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放到了落后的乡村。在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史景迁另辟蹊径，从他聚焦的山东郯城，稍微偏离一点，即蒲松龄生活在离郯城不远的淄川，他关于鬼怪故事的社会背景，无疑反映了当时的人们生活的环境、经济和文化。也就是说，史景迁在没有历史资料的情况下，却能够从文学的描述中，对地方乡土和生活描绘出一个大概的轮廓。

其实，使用文学资料来研究历史也不是新文化史的专利。近代中国的史学家像胡适、陈寅恪也以文学资料证史，如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陈寅恪晚年重要的著作《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等，都是以文学作品证史的范例，虽然考据法和新文化史的人文的、文学的写作，还是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

通过梳理历史和文学的历史真实性问题，最后我想指出以下几点：首先，历史学家不应该放弃文学性的历史写作，如果历史写作变得越来越社会科学化，越来越远离文学，便会逐渐失去广大的读者。其次，历史研究和写作，需要把焦点转移到普通人、日常生活、日常文化，这样，历史写作是可以在文学上有所作为的，其实就是回归到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再次，文学是可以用作历史资料的，以文学证史不仅仅是新文化史的路径，也是近代中国史学传统的一部分。

我们历史学家不应该轻视文学中对历史的记载。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忌讳引用文学作品，就在于我们不认为文学是对历史的记载，历史学家认为只有我们才是记录历史的，才能够寻找历史的真实。这实际上是历史学家过分强调自己的作用，其实，文学对历史记载的贡献同样重要。文学写作也可以是历史性的，历史写作也要有文学性。历史学家向文学家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我们历史学家一定要把我们的眼光向下，要写普通人，写日常生活。英雄、帝王、政治人物、知识精英固然创造了历史，但是历史同时也是普通人所创造的。一定不要让我们的历史成为一个不平衡的历史，要写英雄，要写政治人物，要写大事件，同时也要写普通人和日常生活，也就是说历史研究应该有一个史学观的转变，就是从国家叙事到民众叙事的转变。我想指出的是，并不是说不要国家叙事，国家的大叙事、国家的命运，这些都是我们史家应该大书特书的，但是也必须充分重视民众和日常，这才是全面的、平衡的历史，才是尽量真实的、公正的历史。

 

本文来源：《历史的微声》，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年版。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