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惟愿一辈子读书 ——答《新京报》记者吴虹飞问

陈平原：学者

摘要：时至今日，少时山村里昏黄的灯光，深夜中遥远的木屐，盼望雨季来临以便躲在家中读书的情景，仍不时闯入梦境。

1984年，我30岁，念完硕士，北上求学，王瑶先生收我为北大中文系第一届博士研究生，应该算是个人学术生命中的转折点。记得当时北京的柳树和迎春花生机勃勃，而琉璃厂的古书和故宫的红墙绿瓦，也令人心醉。

那时北京生活很不方便。广东人经常要洗澡，来了之后不能够；广东人比较讲究吃，而当时的北京则不然。我还记得去买胖头鱼，我问师傅是死的还是活的，被他劈头盖脸地骂一通：你什么时候见过活的鱼啊？当时北京不产鱼，没有活鱼。还有一次买鲤鱼，我问他要一条公的，因为广东人吃鲤鱼，是分公和母的。那人还以为我在取笑他。

尽管生活差异很大，但是北京的文化环境和学术氛围，还是吸引了我。

今年是中国建立博士学位制度的20周年。20年前拿到博士学位， 并没有别人想象的那么激动。自己到未名湖边拿完就回来了，也没有戴博士帽。不过路上买了一个很大的西瓜，在宿舍里冰了大半天，晚上就吃西瓜，庆贺了一番。

别人问我，当博士意味着什么。拿到博士学位那一刻，我最明晰的就是：自己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一辈子读书了。

现在的孩子上学是很自然的。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则不然，读书和不读，只是擦身而过的机会。我们那时候不容易有机会读书，如果有，也只是命运的偶然。能够读到这个地步，能够在大学里有一份教职，很不容易。相比我的同辈人，我是很幸运的。时至今日，少时山村里昏黄的灯光，深夜中遥远的木屐，盼望雨季来临以便躲在家中读书的情景，仍不时闯入梦境。

1969年初中毕业，由于父亲被批斗，不能再继续念书。回到潮汕老家的一个山村插队，很快我就当上了当地的民办教师，就像阿城的《孩子王》那样的，16岁开始教书。当时教孩子和现在不一样，先要教他们上课不能尿尿，突然学生会站起来，老师——我要尿尿。你告诉他，上课是不能尿尿的。等到下课的时候，他就叫：老师——我的裤子湿了。我就是从这样的孩子开始教起，一直教到五年级。

潮汕地区的人，长大之后可以下南洋，走北方。而我们下乡的时候，不能去四方闯荡，到省城去，是要开证明的。一直到了上大学， 我才看到了火车。农忙的时候下地干活，我第一天劳动，村里的父老乡亲照顾我，让我扛两把锄头，走了六七里地就累得够呛。晚上读书，有时有电，有时没电。最向往的是下雨天，这样可以躲在家里读书，而雨天读书，又有更多的失落。我在乡下待了八年，包括青春的懵懂冲撞，伴随着整个时代的变化，那时候的苦闷，是觉得前途渺茫，不知道路在哪里。最落拓的时期，恐怕就是在这一段时光。我当时以为，我们三兄弟，都会“屈死”在这个小山村里。当时说了，让父亲很伤心。

但我一直有一个愿望，一种冲动，如果有机会，我还想继续读书。

1971年，“读书无用论”还很盛行，我工作也很顺手，但我做了个决定，辞职去念高中。放弃做老师来当学生，对我来说是第一个坎。我的成绩，平均每门都是99分以上。那个高中至今没有这样的记录。

第二个坎是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我高考报的第一志愿是中山大学，第二志愿是华南师院，第三是肇庆师专。我的愿望十分简单，只要能够念书就好。

这些强烈的读书愿望，决定了我的生命历程。

父亲的书房必然影响孩子的趣味。父亲是当地中专的语文教师，自己也写诗，写散文，喜欢买书、藏书。在当时，他的藏书算是很多的了，尤其是文学和史学，所以我的趣味偏好于此，也是有渊源的。 他喜欢古代文学和外国诗歌，前者对我影响深远。外国诗歌我读的是莱蒙托夫、普希金等。

“文革”期间，学校关门，图书馆也关门，外面的革命乱哄哄的，多亏父亲那些藏书，让我那些年头没有完全荒废。

最早读的，你想不到，其实是各种语文教材。各个年代的语文教材，父亲都保留下来。那时初中高中的语文教材我都读完了，从中了 解古今中外文学的基本知识。

我父亲中学没有读完就辍学了，但是受新文化的影响很深，甚至影响到他的生活和观念。他特别希望我能读北大。日后我跟从的老师的著作，基本上我在山村都翻过。比如林庚先生，我父亲就有他的七八种书。王瑶先生的书更多，还有中山大学诸位老师的书，以及多种《中国文学史》《中国诗史》等，家里都有收藏。那时我的阅读不讲究学科、专业什么的，凭趣味选择，比较驳杂，说不好听就是“乱翻书”。

“文革”刚结束，百废待举，作为恢复高考招收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很被人期待。然而图书教材、课程设置、学术氛围等，都不尽如人意。现代文学、古代文学完全没有课本，我们一年的文艺理论课程，竟是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学生不满，教师也很雄辩：“谁说毛泽东文艺思想不是文艺理论？”

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温馨的回忆。当时为了买刚刚重印的《安娜·卡列尼娜》，我们从中大到北京路的新华书店，坐了40分钟的车，天一亮就赶去排长队。《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这样买来的， 为了主人公的命运，我们在吃肉煲的时候，争得脸红耳赤。那时刚好“思想解放”，学校允许我们办刊物。我们在闹市叫卖《红豆》， 居然卖得还不错，但每次回来，一算都亏了，不知道是钱找错了，还是有些人根本没有给钱就拿走了。

那时候，老师和学生关系比较密切。老师比较用心，而学生又比较好学。现在我很感慨，老师和学生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老师似乎只是例行公事地传授知识。当年梁启超感叹，到清华授课，基本上是做演讲，和学生交流不多。这有点可惜，因为除了知识传授，关注性情与思想的对话，不是在课上完成的。后来我带硕士和博士，星期四上完课之后，会和学生一起吃饭。吃饭当然很简单，我有饭卡，学生打了饭到我的研究室，边吃边聊天。

我教过许多学校，对好的学生，有一种“依赖”和期待，希望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作为老师，要愿意花许多精力在学生上。和学生沟通，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有过一句比喻：学人和大学，就像商品和橱窗的关系一样。我在北大，借橱窗的光，是获益者。在北大，因有师承的原因，引起公众关注，在学术界获得成功比较容易。但我很希望有一天，能够让橱窗意识到商品也很重要，也就是说，你的存在能够为大学增添光彩。

我们这代人，在历史转型时期，从少不更事的时候，怀着美好的向往和对前途的未知，仿佛在荒野中一步步挣扎着走过来。我最惶惑的时光，以及逐渐形成自己的性格和趣味，是在中山大学完成的，因此记忆也刻骨铭心。

（初刊2003年12月1日《新京报》，原题《陈平原：惟愿一辈子读书》）

选自：《阅读·大学·中文系》，花城出版社2017年版。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