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岳文
摘要：《搜神记》，又名《搜神录》《搜神异记》《搜神传记》，顾名思义，就是一部搜罗和记载各种神仙鬼怪故事的书。
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志怪小说的典范，更是唐宋传奇、宋元话本、明清戏曲与小说取材的渊薮。我们熟知的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就出自其中；书中东海孝妇遭枉杀而其血倒流、大旱三年的故事，是关汉卿创作《窦娥冤》的蓝本；干将、莫邪铸剑被杀，其子复仇的故事，经过鲁迅的改写，成了《铸剑》；清代蒲松龄更是将其作为学习素材，最终写成《聊斋志异》这一不朽名著。
它就是干宝的《搜神记》。
干宝与《搜神记》
干宝，字令升，晋汝南郡新蔡县（今河南新蔡）人。年少时便博览群书，尤其对阴阳术数、易卜占筮等感兴趣。
西晋末年，因才能出众，干宝被朝廷任命为佐著作郎，后因平定叛乱有功，封为关内侯。东晋元帝时，经中书监王导的举荐，负责国史的编纂。后因家贫，上书请求做山阴令，又迁始安太守。
干宝一生著述颇丰，除《搜神记》之外，还有《晋纪》《春秋左氏义外传》，又注《周易》。《隋书·经籍志》还著录了他的《百志诗》九卷、《干宝集》四卷。不过，这些书大部分都已经散佚了。
《搜神记》，又名《搜神录》《搜神异记》《搜神传记》，顾名思义，就是一部搜罗和记载各种神仙鬼怪故事的书。原书有三十卷，大概在宋元时期便已散佚。今存二十卷本的《搜神记》，一般认为是明代学者胡应麟从《法苑珠林》《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辑录出来的。辑录者在抄撮群书时难免有讹误，有些条目或文句明显不属于原书。不过，整体而言，其绝大部分还是与原书相符合的。
今本《搜神记》少了十卷，体例也有所改变，不过，其内容依旧非常丰富，既有神仙方士的神通，又有地方神祇的灵验；既有阴阳五行错乱所致的妖怪，又有符命谶纬所显示的天命；既有匪夷所思的灾异瑞应，又有自成系统的占梦解梦；既有德艺精诚的神奇境界，又有五气变化所致的反常人物；既有颇具灵性的奇物异产，又有闻所未闻的亦人亦怪；既有跨越生死、沟通人鬼的传闻，又有机智沉稳、降妖除怪的异事。这些千奇百怪的与“神”有关的异说，涵盖了各种与世俗生活有别的“古今怪异非常之事”，因此，这部书被誉为六朝时期志怪小说的集大成之作。
《搜神记》的编撰目的
关于《搜神记》的写作缘由，《晋书·干宝传》中有两段较为离奇的记载。
其一是说，干宝的父亲生前宠幸一位婢女，引起他母亲的妒忌。父亲去世下葬时，母亲便借机把这位婢女推入墓中，为其父殉葬。十余年后，母亲去世，干宝兄弟打开墓穴，准备将父母合葬时，发现被推入墓坑殉葬的婢女还伏在棺材上，容颜未改，栩栩如生。他们把婢女带回家后，婢女竟然又活了过来，而且自称在墓中时，他们的父亲经常为她取来饮食，恩宠如在世间那样。
其二是说，干宝的哥哥曾经因病没了气息，但体温如常，数日不僵。几天后，哥哥又醒了过来，如同做了一场梦，声称自己看到了天地间的各种鬼神。
干宝受这两件事的影响很深，因此对神仙鬼怪深信不疑。今天看来，这两条记载很可能是干宝想象出来的，为的是给《搜神记》这部书一个写作的理由。也有学者提出，第二条很像如今医学上的假死现象。
除了个人经历外，《搜神记》这部书也是作者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以良史之才，精心为神仙鬼怪立传的产物。从今本《搜神记》的四百六十余则故事来看，体现了神仙术士之神通、精灵古怪之淫祀、妖怪变现之奇异，以及善恶因果报应等思想，而这些显然与汉代以来非常流行的黄老谶纬之学、民间淫祀之风、阴阳五行之理，以及佛教报应之说的时代风习有关。干宝受此影响，乃以史家笔法，“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将各种关于神仙鬼怪故事的“微说”，加以搜集整理，而成此书。
书成后，干宝曾将其献给当时的一位名士，这位名士阅读后，称他为“鬼之董狐”。董狐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太史，作为史官的他，不畏强权，坚持原则，秉笔直书。“鬼之董狐”是说干宝是一位能够如实记载神仙鬼怪之事的优秀史官。
其实，深究起来，干宝写《搜神记》有着警诫后世统治者的目的。明代学者沈士龙对此深有感触。他在读完《搜神记》及《搜神后记》（题为东晋陶潜撰）之后这样说道：“乃知晋德不胜怪而底于亡也。”因为《搜神记》二分之一的内容、《搜神后记》十分之九的内容皆为两晋怪异之事，说明晋代社会始终处于非正常状态之中。在沈士龙看来，西晋统治者司马氏为了攫取政权，费尽心机，甚至不惜杀害众多士人。古人迷信，认为这些被害者的冤魂制造了种种怪异之事，以惩戒那些非德受命者。
仔细想来，沈士龙的观点不无道理。干宝作为史官，十分熟悉历史，他经历了西晋的速亡，又目睹了晋元帝末年的王敦兵变，体会到了当时社会的种种乱象。《左传》曰：“妖不自作，人弃常则妖兴。”干宝或许受到这句古训的启示，才有意搜集历代特别是两晋时期的怪异之事，以此警告那些“不德之君”，让其懂得“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道理。
《搜神记》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搜神记》记述了从上古到汉晋时期的大量传说，内容极其丰富，涉及范围很广，包罗面也很宽，上至皇室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在作者的视野之中。由于此书传说色彩较浓，所以史书说《搜神记》有“博采异同，遂混虚实”的特点。其实这正是干宝撰写此书的成功之处，正如他在《搜神记序》中所说，“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所以他并不是简单地抄录传说，而是在搜集素材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将生活中的真实和艺术的手法融为一体，使这些传说故事更为典型和耐读。
说到《搜神记》的故事来源，一方面是“承于前载者”，即前代史志的记载，如《史记》《汉书》《后汉书》《淮南子》《神仙传》等；另一方面是“采访近世之事”，即干宝本人采录的奇闻异事。今本《搜神记》中，据前代典籍史志摘录的约有二百则，干宝本人采录的约有二百六十余则。
在具体编排上，大致以类相从，每一类都有相应的叙言。如今本卷一至卷三即关于神仙术士的神变故事，类似于《后汉书·方士列传》。卷六、卷七收录各类妖怪的故事，其开篇有一段文字用阴阳五行之消长来解释妖怪产生的原因，其体例与《汉书·五行志》非常接近。因此，有学者认为，原本《搜神记》很可能分作“感应”“神化”“变化”“妖怪”等不同的篇目或类别。
作为志怪小说的集大成之作，《搜神记》除了内容丰富、体例清晰之外，其叙事与文辞也颇受后人称许，有“直而能婉”之誉，兼具直笔实录与曲折优雅。比如，在叙事方面，作者增强了故事情节的完整性和丰富性，这里不妨举“董永与织女”的故事加以 说明。
汉代的董永是千乘人（今山东滨州）。小时候丧母，和父亲一起居住。到田里干活时，他用小车拉着父亲。父亲死了，他没有钱安葬，于是卖身为奴来安葬父亲。主人知道他很贤良，给他一万文钱让他回家。董永守丧三年期满，打算回到主人家，尽其做奴仆的职责。在路上，他遇到一个女子，女子说：“我愿意做你的妻子。”董永于是带着她到了主人家。主人对董永说：“那钱我送给你了。”董永说：“承蒙您的恩惠，得以把我父亲安葬。我虽然是个卑贱之人，但一定会尽力干活，来报答您的大恩大德。”主人说：“你的妻子能做些什么？”董永说：“她会织布。”主人说：“那就让你的妻子给我织一百匹双丝细绢吧。”于是董永的妻子便给主人家织绢，十天就织完了。女子和董永离开了主人家，出门时，女子对董永说：“我是天上的织女，因为你非常孝顺，天帝让我帮助你偿还债务。”说完便腾空而起，不知到哪里去了。
这则故事内容完整，对话生动，且颇具传奇色彩，从中可见古人想象力之丰富以及思想之深邃。后来人们在此基础上改编成了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直到今天，董永的孝顺依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搜神记》的现代价值
今天读《搜神记》，首先应该明确的是，书中那些有关因果报应、神怪迷信等思想，是我们要加以批判的。但此书的教化作用以及文学和史学价值等，则是我们应该留意和借鉴的。
首先，魏晋时期的统治者继承了汉代以孝治天下的策略，晋代皇帝还亲自讲解《孝经》。据《晋书·穆帝纪》记载：“永和十二年（356）二月辛丑，帝讲《孝经》。……升平元年（357）三月，帝讲《孝经》。”《晋书·车胤传》也记载：“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耽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胤与丹杨尹王混擿句，时论荣之。”可见当时的活动非常隆重。晋元帝还著《孝经传》，晋孝武帝则著《孝经讲义》，这是皇帝亲自为《孝经》作注。除了不断加以提倡外，晋代统治者还把是否守孝道作为用人的重要标准。
《搜神记》正是产生于这个以“孝治天下”标榜于后世的时代。“孝”是儒家伦理道德中最根本的德行之一，孔子认为“孝”为“仁之本”，故孝者即会“爱人”、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以孔孟思想为主流的中国古代社会，孝道教育一直是统治者推行教化的根本依据。“孝”的本意是“善事父母”，广义的“孝”还包括以丧葬礼与祭祀活动为代表的“尊祖”观念，即“永言孝思，孝思维则”。
以孝的基本内涵为准则，《搜神记》中收录的关于孝道、孝行、孝意的故事共有33则，大约占全书内容的7%。细分起来，有因孝感天得食的，如王祥、王延、刘殷；有因孝感天愈疾的，如王祐、徐泰、楚僚、盛彦、颜含；有因孝感天得金的，如郭巨；有因孝感天偿债的，如董永；有因孝感天明冤的，如东海孝妇；有因孝感天避祸的，如衡农，等等。“孝”在这些故事当中往往起到了扭转时局的作用。
今天看来，《搜神记》所载一些“孝”的做法并不值得提倡，甚至有些愚昧，比如“郭巨埋儿”，但这些孝道故事无疑体现着这样一个核心思想，即“孝”为立身之本，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其实，干宝始终遵循《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路，他认为“孝”是修身的根本，人能尽孝，才能对国家尽忠，才能使国家走上富强之路。干宝在书中还以动物报恩的故事来说孝，在报恩过程中，或事人以诚，或事人以义，或事人以忠，目的是将其与人进行对比，呼唤人人知恩报恩、尊亲孝亲，从而建构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只有家庭和谐，社会才能稳定。
其次，《搜神记》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资料和线索。比如张仪修筑成都城的传说，《搜神记》卷十三中记述：“秦惠王二十七年，使张仪筑成都城，屡颓。忽有大龟浮于江，至东子城东南隅而毙。仪以问巫。巫曰：‘依龟筑之。’便就。故名‘龟化城’。”关于秦朝统一巴蜀后张仪在成都筑“龟化城”的说法，是非常有价值的一条史料。汉代扬雄的《蜀王本纪》、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对此也有记载，但都没有提到“龟城”。但“龟城”这个说法并非无中生有，很可能是当时流传颇广的民间传说。干宝将其写进了《搜神记》，从而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参考和依据。大龟为建城帮忙虽然是民间传说，却与秦汉时期成都古城的地形与方位格局相吻合，因而“龟城”便成了成都一个悠久的别号。赵抃《成都古今集记》说“初张仪筑城，虽因神龟，然亦顺江山之形。以城势稍偏，故作楼以定南北”。任乃强先生也认为“故知大城为张仪所筑，即所谓龟城也”，“城盖微狭长，六门如龟之有首、尾、四脚，故有‘龟城’之称”。《搜神记》中“龟城”之说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如《太平寰宇记》便转引此说，可知这条史料已得到学者们的广泛认同。
又如《搜神记》中关于彭祖的记载，可与《史记》《大戴礼记》等典籍相互印证；关于左慈、孙策、华佗等人物故事，可与《后汉书》《三国志》等史籍中的传记互相参照。总之，书中记述的故事虽然大都有着比较浓郁的神怪色彩，却透露出丰富的历史信息，对于研究历史、人文、民俗、神话传说等都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最后，《搜神记》在篇章结构方面或长或短，形式多样，清新活泼，开启了一种新的写作风尚。尤其是作者干宝的文笔非常优美，叙述方式清新幽雅，将传说、故事、人物、悬念、风土人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如果说干宝的《搜神记》开了志怪小说创作的先河，应该是不过分的。从这一点来看，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不容置疑的。六朝以来的《搜神后记》《神异记》《拾遗记》等，显然都是步其后尘之作。唐宋时期的志怪及传奇，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都继承和发扬了干宝《搜神记》的写作技巧和文采韵味。因此，可以这样说：“搜神”的故事，由干宝而起，至今仍在流传。
《搜神记》选读
孝女叔先雄
犍为叔先泥和，其女者名雄。泥和至永建元年为县功曹，县长赵祉遣泥和拜檄谒巴郡太守，以十月乘船于城湍堕水死，尸丧不得。雄哀恸号咷，命不图存，告弟贤及夫，令勤觅父尸，若求不得，吾欲自沈觅之。时雄年二十七，有子男贡，年五岁，贳三岁，乃各为作绣香囊一枚，盛金珠环，预婴二子。哀号之声，不绝于口，昆族私忧。至十二月十五日，父丧未得，雄乘小船，于父堕处哭数声，竟自投水中，旋流没底。见梦告弟：“至二十一日，与父俱出。”至期，如梦，与父相持，并浮出江。县长表言，郡太守萧登承上尚书，遣户曹掾为雄立碑，图像其形，令知志孝。（《搜神记》卷十一）
译文：
犍为郡（汉代置，治所在今四川宜宾，属益州）的叔先泥和，他的女儿叫叔先雄。叔先泥和在东汉顺帝永建三年（128）任县功曹，县长赵祉派叔先泥和奉送文书拜谒巴郡太守。叔先泥和于十月乘船出发，在城边急流中落水而死，却找不到尸体。叔先雄悲痛欲绝，号啕大哭，自己也不想活了，她告诉弟弟叔先贤和自己的丈夫，让他们尽力寻找父亲的尸体，如果找不到，她就要自沉水中去寻找。当时叔先雄二十七岁，有个儿子叫贡，年五岁，另一个叫贳，年仅三岁。她各做了一个绣花香囊，装上金珠环，先给两个孩子戴上。她哀哭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同族的人私下都十分担心。到了十二月十五日，叔先雄父亲的尸体仍然没有找到。她坐着小船到父亲落水的地方哭了几声，然后纵身跳进水里，在回旋的深水中沉入水底。她在弟弟的梦中现身并告诉他说：“到了二十一日，我会和父亲一起浮出水面。”到了那一天，果然跟梦中说的一样，她和父亲相互扶持着一起浮出江面。县长上表报告此事，郡太守萧登接着上报给尚书，于是朝廷派户曹掾为叔先雄立碑，画上她的像，让大家都知道她非常 孝顺。
本文来源：《月读》2021年第6期。作者：钟岳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