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岳文
摘要：《东京梦华录》是宋代孟元老的一部笔记体著作，全书不到三万字，作者以回忆的口吻记述了北宋末年（主要是徽宗崇宁到宣和年间，1102—1125）东京汴梁城的情况，包括城市建筑布局、官署衙门分布、朝廷礼仪庆典、民风习俗、时令节日、饮食起居、歌舞百戏等。
一幅《清明上河图》，生动描绘了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的城市风貌和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使我们从视觉角度领略了当年汴京的繁华。
一部《东京梦华录》，详细记载了北宋末年汴梁的风俗人情，是了解和研究北宋都市生活、经济文化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
《东京梦华录》的创作缘由
《东京梦华录》是宋代孟元老的一部笔记体著作，全书不到三万字，作者以回忆的口吻记述了北宋末年（主要是徽宗崇宁到宣和年间，1102—1125）东京汴梁城的情况，包括城市建筑布局、官署衙门分布、朝廷礼仪庆典、民风习俗、时令节日、饮食起居、歌舞百戏等。
那么，孟元老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追忆性质的著作呢？我们还要从“靖康之变”说起。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丙辰（1127年1月9日），来自北方的金兵攻陷北宋都城汴梁，俘宋徽宗、钦宗二帝，立国168年的北宋王朝（960—1127）至此灭亡。金人在开封城大肆搜刮金银财宝两三个月，又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随后分两路撤退：一路由宗望监押，包括徽宗、郑皇后及亲王、皇孙、驸马、公主、妃嫔等沿滑州北去；另一路由宗翰监押，包括钦宗、朱皇后、太子、宗室及孙傅、张叔夜等大臣沿郑州北行，其中还有教坊乐工、技艺工匠等数千人，平民百姓不下十万人，并携全部卤簿仪仗、礼乐之器、秘阁藏书、监本印版等物品。北宋朝廷百余年府库蓄积为之一空。这一事件史称“靖康之变”。岳飞《满江红》中所说的“靖康耻”，指的就是此事。
1127年6月12日（南宋建炎元年五月初一），宋大将宗泽等拥护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赵构即南宋第一位皇帝，年号建炎。
南宋初年，由于金军步步进逼、宋军节节败退，南宋朝廷仅在应天府待了五个月就被迫南迁，短短两三年间，先后建行都于扬州、建康、杭州、越州等地，长则一年多，短则仅百日，甚至一度漂泊海上。最终，在绍兴十一年（1141），南宋与金达成和约：宋向金称臣，金册立赵构为皇帝；双方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以北属金；宋每年向金纳贡银、绢各25万两、匹，史称“绍兴和议”。绍兴和议结束了宋金长达十余年的战争状态，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从北宋向南宋过渡之际，也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继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后，又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两宋之际，北方长期处于战乱之中，南方则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较为优越的物质条件，因而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以至于“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孟元老就是南渡者中的一员。
山河破碎，生逢乱离，故国之思时时萦绕在“西北寓客”的心中，尤其是那些曾经长期生活在繁华汴京城的人们，“故老闲坐，必谈京师风物”。这种大动荡的局面，在当时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烙印，也激发了史家与学者们援笔追忆的热情，《三朝北盟会编》中就说“缙绅草茅，伤时感事，忠愤所激，据所闻见，笔而为记录者，无虑数百家”。《东京梦华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正如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自序》中所言：“我”随做官的先父游历南北，崇宁年间来到京城汴梁。“我”渐渐长大成人，在天子脚下，太平日子持续既久，人口繁衍、财物盛多。四时节日相继，每个节日都有值得观赏的内容。抬眼观望，但见青漆涂饰的楼房、彩绘华丽的阁馆、雕绘华美的门户、珍珠缀成的帘幕。雕花的华车竞相停驻于京城的街道上，名贵的骏马争着在御路上奔驰。黄金和翠玉制成的饰物耀花了人的眼睛，轻软的罗衣绣带散发着芬芳。柳陌花街上能听到新制的乐曲、看到美好的笑靥，茶馆酒店里有人在吹奏竹管、弹拨丝弦。八方之地的货物争相凑集，天下万邦之人都来这里通商。汇集于四海的珍宝奇物，皆在市场上交易；会合于天下的美味，全在厨房里烹饪加工。
读着这些文字，我们的脑海里不禁呈现出一幅孟元老版的“清明上河图”，透露出北宋都城的繁华景象。
然而，作者笔锋一转，说道：突然之间遭遇了金兵的战火，“我”离开京城，流落南方，躲避战乱，迁居江东，情绪孤寂寥落，渐入桑榆晚景。暗暗想起当年，各个季节的风物景色美好动人，民情风俗和谐优美，如今只成惆怅遗憾。近来与亲戚们会面，谈起从前，未曾有过那种经历的年轻人往往凭空想象，认为不可能真有那般繁盛。“我”担心这种状态相沿日久，讲论当年风俗的人会失去事实的原貌，那实在太可惜了。因此“我”慎重回忆、编订次序、纂成此集，希望览者翻开书卷就可目睹当时的盛况。
作者在这段文字中说出了此书的写作动机，那就是怕后世那些未曾经历北宋繁华之人主观臆断，在讲述中失去事实的原貌。而自己是亲身经历北宋繁华和两宋之际变革的人，这部书是“当代人”写“当代史”，因此内容真实，可以为后世留下宝贵的资料。
当然，如果我们仅从保留史料的角度来理解作者的写作缘由，则未免不够全面。其实，《东京梦华录》的读者，不仅包括后生晚辈，更包括“乡党宿德”。与孟元老一样，这些人曾经享受北宋京城的承平与繁华、体会酒酣梦醒之际莫名袭来的新愁与幽恨、亲历金兵两度围城之时的饥饿与恐惧、见证北宋王朝的悲惨与屈辱……对于他们，书中那座城池的巍峨与破败、那些街市的繁华与萧条、那些宅第园林的兴盛与毁灭，都是不可抹去的记忆、无须解释的共鸣。应该说，这部书首先是为“乡党宿德”写的，孟元老希望“避域江左”的这些人能够痛定思痛，好好反思；特别是南迁的北宋官员，更应该好好总结北宋灭亡的历史教训，在南宋朝廷施展才华，使国家走向强盛。由此看来，这部著作不仅仅是一部“风物记”，也是一部“立志书”。
《东京梦华录》的主要内容
这部书初名《梦华录》，并无“东京”二字。据作者在《自序》中所言，曾经有古人梦游华胥仙国，那种快乐无穷无尽。“我”如今追念往事，回首之间怅然若失，难道不也是从华胥美梦中觉醒过来吗？所以将这部书命名为“梦华录”。南宋时期的赵师侠、赵希弁、陈振孙等人提及此书，皆称其为“梦华录”。目前可见“东京梦华录”之名，最早是在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文献通考》大约完成于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据此推测，《梦华录》可能是在南宋灭亡之后才被加上“东京”二字的，一直流传至今。
就目前通行的十卷本《东京梦华录》来看，全书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卷，介绍东京城的三重城垣与城门、四条河道与三十六座桥梁、皇宫中的主要宫殿及其功能、设置在皇宫内外的各类机构以及分布在城市内外的粮仓与草场等。这是从宏观上介绍东京城的城市格局与军事防卫，介绍东京作为北宋首都实现政治功能的基础以及维持城市正常运转的组织机构，尤其是关乎国家命脉的水上交通运输与物流、仓储情况。
第二与第三卷，依次介绍东京城中的主要街道，以及分布在各个街区的政府机构、宫观庙宇、名人府宅、商业区与各类店铺、酒楼以及勾栏瓦肆等娱乐场所，重点介绍了著名酒楼与餐饮服务情况、相国寺中的万姓交易，也介绍了与城市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运输工具、货币制度、城市防火与提供各类杂役的服务行业等。
第四卷，先介绍东京的各类禁军与厢军，再介绍皇家婚礼与日常出行所用的车辆与仪仗，以及民间婚丧嫁娶所需车辆、仪仗及人员的租赁情况等，最后介绍酒楼、食店、肉行、饼店和鱼行等。
第五卷包括四条，“民俗”介绍东京城中民众的生活、生产与风尚习俗，包括餐饮行业的卫生质量标准、各行各业的着装要求、市井间见义勇为的风气、酒店主客之间的良好关系等；“京瓦伎艺”集中介绍勾栏瓦肆的艺术表演情况，包括表演形式、杰出艺人以及管理等；“娶妇”详细记录了北宋末年东京城中缔结婚姻的完整流程、礼节与习俗；“生子”介绍与生育有关的一整套程序。
第六至十卷，以正月到十二月的时间为序，介绍东京城中的岁时节令、朝廷庆典与民间习俗，涉及的节日有立春、元宵、寒食与清明、四月八日佛生日、端午、七夕、中元节、立秋、中秋、重阳、十月一日寒衣节、立冬、冬至、除夕等，节日类型多种多样，节令习俗丰富多彩，在时间流转中完整展现了东京市民极高的物质水平与精神生活状况。其中很多节日和习俗延续至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特别是在这个时间轴上，作者重点介绍了元旦大朝会、上元节观灯、皇帝驾幸金明池观争标与百戏、十月十日天宁节宫廷大宴、冬至南郊大礼以及除夕夜禁中呈大傩仪等由朝廷主导的重要礼仪庆典活动，展现了东京城作为首都的特色，也体现了其政治功能。
一部不到三万字的小书，能够容纳如此琐碎繁多的细小事物，包容如此纷繁复杂的都市风情，承载几十年的都市风景玩好，标示如此具体的朝廷典礼仪范，不禁令我们赞叹。这是因为作者有着独创的一套叙事方法。这样就能够做到条理清楚，时空明晰，纵横交错，而又成为一个整体。通读全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紧扣两条线索：一是汴梁城的空间布局线索，围绕空间布置，描述一幅幅生动的街市繁华图；二是时间轴线，按照时间顺序，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民俗景物图。时空交织，“地理志”与“风俗志”相合，绘成了当时北宋都城的繁荣图景。同时，在这些盛事的背后，就是作者活动的范围和流连的赏心乐事，透过这些赏心乐事，往日的繁华恰似春梦，作者在完成叙事的过程中，揭示了主体情感，流露出惋惜之情。
后来，于南宋中后期出现的《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以及宋亡之后追忆都城临安的《武林旧事》《梦粱录》等一系列著述，均与《东京梦华录》体例相承、手法相近，显然受到了它的影响，学者将这些著作并称为“梦华体”，甚至晚明张岱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仍可视为《东京梦华录》的余绪。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东京梦华录》不失为一部开宗立派的著作。
《东京梦华录》的现代价值
《东京梦华录》是作者追忆而成的作品，属于亲历者写当时事，有“回忆录”的性质，所以其内容的真实性相当高，为我们研究北宋末年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
首先，民俗是传统文化的基因，是极具价值的文化资源。书中记录了作者耳闻目睹的汴梁城中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的民俗生活，对还原宋代民俗和百姓生活风貌有着重要作用。
比如，商业民俗是民众心理的反映，宋代以后，随着市民经济的极大发展，城市的商业功能大大加强，形成了许多极具特色的商业民俗。《东京梦华录》以大量笔墨对汴梁城中的商业活动进行了描述。进入宋代，宵禁制度逐步解除，商业活动的时间限制被打破，宋太祖曾下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逛夜市逐渐成为当时一种消费风尚，直到今天，人们对逛夜市仍十分热衷。当时的汴梁城中，“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著名的州桥夜市营业至三更才散去，五更又开张。
此外，宋代坊墙被拆除后，商业活动的空间限制也被打破。孟元老生活的时代，汴梁城已形成居住巷道直通御街，街道两旁商铺林立的开放式格局。如御街以南“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形成了民居和商铺相间分布的格局。
字号和叫卖声是市的重要标志，也是十分重要的商业民俗。书中提到了许多用店主名字命名的店铺，如卷三所载的“丑婆婆药铺”“唐家酒店”“孙好手馒头”等，这些字号的名称各有特点、指向十分明确，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如今与之相似的如“李记白水羊头”“姚记炒肝”“爆肚冯”等老字号。叫卖声则是最具特色的商业民俗，书中记载早市上“趁朝卖药及饮食者，吟叫百端”，还提及有艺人专门模仿小贩的吆喝声，可见其已经成为一种极具欣赏性的艺术景致。
又如娱乐民俗，它是一种在人们生产和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俗文化。北宋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长足发展，城市居民在生产劳作之余，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不断增加，于是休闲娱乐活动逐渐趋于繁荣，许多都传达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审美和娱乐情趣，不仅可以放松身心，还可以塑造人格。
宋代人有赏花的习俗。《东京梦华录》中对于花卉的描写比比皆是，表现了百姓对于精致生活的追求。像宣和年间御街两旁的御沟中种满了莲花和荷花，岸边也种上了桃、李、梨、杏等多种果树。春夏之间，各种花卉争奇斗艳，望之如绣。士大夫家、寺院也都有花园，花开时节允许百姓观赏，可谓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大量瓦肆勾栏的出现，也是娱乐活动繁荣的重要表现。瓦肆勾栏都是供艺人表演百戏技艺的场所，有些规模很大，像桑家瓦子中就有大小戏园五十余座，里面有可容纳上千名观众的看棚。艺人们表演的项目也十分广泛，有傀儡戏、影戏、小说评书、小唱，等等。许多民间艺人还会为皇室进行表演，可见他们的技艺丝毫不逊于宫廷演员。
再如饮食民俗，主要是指人们在加工、制作、食用有关食物和饮料过程中所形成的习俗风尚。宋代的饮食民俗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而日益丰富，都城汴梁更是汇集了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多种饮食，食品加工也呈现出花样繁多且追求精致的面貌。
《东京梦华录》中，作者用大量篇幅叙述了遍及城中各处的饮食店铺，涉及的饮食种类繁多，像水饭、爊肉、干脯、羊头、肚肺、赤白腰子、螃蟹、蛤蜊之类。卷二饮食果子一章，更是记载了几十种时兴的饮食。当时饮食原料的来源也十分丰富，菜有姜、蒜、莴苣、生菜、笋、萝卜、葫芦、蘑菇、茄子等；水产品有鱼、虾、蟹、蛤蜊等；肉类更是齐全，有鸡、鸭、鹅、兔、羊、猪、鹿、鹌鹑等。而且四季都有时令饮食。
关于烹饪方法，我们现在熟悉的煮、烧、炒、煎、爆等，书中都有记载，说明当时人已经能熟练掌握火候，这是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表现。
其次，所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书中记载了大量的“奢侈消费”行为，与其说是历史的记录，不如说是欲为后世敲响警钟。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在公主出行的队伍中，“有宫嫔数十，皆真珠钗插、吊朵、玲珑簇罗头面，红罗销金袍帔”。这种宫廷奢侈行为的示范效应，不仅使官僚大族争相仿效，即使一些平民，也都狂热追求华美的服装、高档的装饰。也就是说，相对于此前奢侈消费的主体主要集中于皇室和士族地主阶层而言，宋代奢侈消费主体的阶级、阶层范围有了相当程度的扩展，奢侈消费已在庶族地主、富裕商人等阶层中普遍发生，即使是普通百姓也不甘于过清贫的生活，他们甚至不顾自己的经济实力而追求华贵的物品。北宋末年的奢靡之风，可以说弥漫于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
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沉醉于安逸、奢靡的生活中，意志消沉，进取心全无，完全忘记了“居安思危”的古训，最终被南下的金兵打败而亡国，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后人反思和总结。
《东京梦华录》选读
卖生鱼，则用浅抱桶，以柳叶间串，清水中浸，或循街出卖。每日早，惟新郑门、西水门、万胜门，如此生鱼有数千檐入门。冬月，即黄河诸远处客鱼来，谓之“车鱼”，每斤不上一百文。（《鱼行》）
大意：
卖活鱼的人，用浅抱桶盛装，把鱼用柳叶间隔串起来，放在桶中，用清水浸养，或者沿街叫卖。每日一早，单是东京城西侧的新郑门、西水门、万胜门，像这样的活鱼就有几千担运入城中。冬天，有从黄河等远处运来的客鱼，称作“车鱼”，每斤标价不到一百文钱。
凡百所卖饮食之人，装鲜净盘合器皿，车檐动使，奇巧可爱，食味和羹，不敢草略。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民俗》）
大意：
京城中所有贩卖饮食的人，都把食物装在鲜明洁净的盘盒器皿中。货车或挑担上的应用器具，都新奇精巧令人喜爱；对于食物的味道、羹汤的调制，不敢粗糙疏略。那些卖药、卖卦的人，都戴帽束带，穿着正式服装。至于求乞之人，也有规范，稍微有些懈怠，即为众人所不容。那些士人、农民、工匠、商贾以及所有行业、各个店家，所着衣装各有本行业的特点，不敢越出分外。例如香铺中裹香的伙计，就戴顶帽、围披背；当铺中掌管事务的人，则穿着黑色的短袖单衣，束着以角为饰的腰带，不戴顶帽，等等。街市上的行人一看便能认出此人是何种身份。
本文来源：《月读》2021年第4期。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