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现代化理论、教育公平、教育公共政策等。主要出版物有《大学精神》、《大学之道》、《未来生存空间》等。

　　教育的价值要从国家主义回归人本主义。教育既不能以升学率、以数字为本，不能以经营、创收为本，也不应将学生视为单纯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

　　随着国家优先投资和发展教育，不断推进教育公平，教育的生存条件和外部环境明显改善，各地都在确定下一阶段教育现代化的目标。中国教育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从满足基本需要，到有可能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

　　然而，关于什么是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我们却还没有形成必要的共识。相反，从教育行政官员到校长、家长，都普遍将这一追求等同于“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等同于“名校扩建”。于是，出现了新一轮“名校扩建”的苗头，一些地方刚刚开始缩小的校与校之间的差距，又有可能被重新拉大。

　　这些现象显示了我国教育真正的问题和差距所在。我们已经深度参与了国际经济竞争和人才竞争，但我们的教育“软件”基本上还是旧的，还是分数竞争、应试教育那一套。

　　不仅如此，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管理模式，乃至教育价值、教育方针的表达等等，基本上都是在计划经济、阶级斗争时期形成的，没有摆脱苏联模式，也没有真正升级更新过（例如“劳动者”“接班人”的提法）。

　　为此，我们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新视野中，重新确定我们的坐标，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价值观。需要将“培养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作为一个基本的教育目标。因为教育的功能不仅仅是人力资源开发，而首先是人的发展，首先在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造就一代身心健康、有道德、有情感、有文化归属和文化认同，能够自立于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而培养更多的专家，提升经济和科技能力，是人的发展的一个结果，是水到渠成的事。

　　同时，需要反思“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长期以来，我们以“全面发展”作为指导学校教育的工作方针，它在现实中往往走偏为“平均发展”，影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特长发展。与计划经济体制倾向于塑造整齐划一的“标准件”不同，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每一个个体的活力和创造性之上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自主性、主动性，这有赖于个性的充分发展。从教育和社会的现实需要出发，新的教育方针可改为“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协调发展”。

　　教育的价值要从国家主义回归人本主义。以人为本的教育明确了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发展和终身幸福为本。人的成长、幸福、快乐是重要的教育目的。这意味着需要改变强烈影响我国教育现实的国家主义、精英主义、经济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教育价值。教育既不能以升学率、以数字为本，不能以经营、创收为本，也不应将学生视为单纯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扩大，学生在市场环境中的主体地位逐渐确立，需要更加尊重学生的权利，保护学生的权益，体现学生对教育的选择性。

　　教育的价值要从精英主义转向大众主义。教育民主化的价值，源自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也是建立在义务教育、全民教育的价值之上的。为此，需要改变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分治、等级化的学校制度，改变主要面向城市、面向重点学校，着重培养少数尖子的精英主义教育价值，转为面向大多数人，面向全体学生，优先关注农村地区和弱势人群的教育，恢复教育的公平性和民主性。

　　学校教育要从“应试教育”转向“生活教育”。上个世纪30年代，陶行知创造的“生活教育”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针对性，是一种能够统辖教育基本问题的顶层理论和教育哲学，是既中国化又真正现代的教育理论。陶行知将生活教育定义为“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生活教育的反面就是升学教育、应试教育，其基本特征就是“与民众生活无关”。建立“生活教育”，就是重建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的关系，改造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书本与实践相脱离等基本问题，实施民主的、有用的、活的、创造的教育。

　　所有这些改变，都基于改革教育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因为教育不仅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关系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战略性事业。我们不仅要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也要举办能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文明建设合拍的、能够兴国的教育。对教育改革的迟滞和延误，将对中国社会现代化产生长远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