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教授
摘要：与历代史家比较，司马迁作为特别重视行走的历史学者，对于历史现场有亲近真切的体验，其历史感觉逸致超绝，其历史记录具体直质，其历史理解也十分准确高明。
太史公的史学名著《太史公书》，按照陈直《太史公书名考》的说法，“据东汉的碑刻及其他可靠文献材料，互参考证”，论定“于东汉桓帝之时”，“已改称《史记》，与今名符合”（陈直：《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85、183页）。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以“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肯定了《史记》在史学界与文学界受到共同尊崇的文化地位。《史记》成功实现了司马迁“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的志向。
《史记》的伟大成就，有当时的时代精神为条件，而司马迁的文化理想、学术资质、历史理念与人生意志，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的行旅实践，以行迹之遥远，旅程之漫长，特别是与史学考察相结合，从而在史学史记录中显出特别的光辉。与历代史家比较，司马迁作为特别重视行走的历史学者，对于历史现场有亲近真切的体验，其历史感觉逸致超绝，其历史记录具体直质，其历史理解也十分准确高明。司马迁的行旅生活与他的学术努力及文化贡献的特殊关系，能够为我们的读书思考与学术进取提供积极的启示。
一、司马迁“二十”出游
司马迁自述生平，回顾了自己最初的文化之旅：“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太史公自序》）这次长途行走，司马迁从秦地出发，向东方与东南方向游历考察。中华文明早期形成的重点地带均一一行历。依循水系而言，“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水经注原序》），司马迁“南游江、淮”，“浮于沅、湘”，又“北涉汶、泗”。对于各地文化名城、历史胜迹，则“齐、鲁之都”，以及“邹、峄”，“鄱、薛、彭城”，“梁、楚”等地，均千里寻访。
《太平御览》卷六〇四引录了《西京杂记》这样一段记述：“汉承周史官，至武帝太史公司马谈，世为太史。子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求诸侯史记，续孔氏古文，序世事，作传百三十卷，五十万字。”此说“年十三”“行天下”，与《史记》不同。如果所谓“子迁年十三，使乘传行天下”符合历史真实，那么谁是“使”的主体呢？也就是说，是谁策划并安排了司马迁“乘传行天下，求诸侯史记”呢？从前句“子迁”理解，应当是司马谈。分析司马迁获得史学成就的因素，不能忽略其父司马谈用心引导的作用。如果不取《西京杂记》之说，而《太史公自序》中说到的司马迁“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的史学考察实践，当然也是由司马谈设计，是得到司马谈支持的。
司马迁自己说此行曾经“厄困鄱、薛、彭城”，可知长途行旅途中曾经遇到严重的困难。所谓“鄱”，按照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六的说法，就是《汉书·地理志下》记载的“鲁国”的“蕃”县。当然，司马迁行旅中途经历了怎样的“厄困”，具体情形现在已经难以考索。
二、“奉使”西南之行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回顾自己“二十而南游江、淮”，长途辗转，最终“过梁、楚以归”之后，又写道：“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司马迁的这次行程体验，使他对巴蜀以及西南方向更遥远的地方，有了切身的了解。秦兼并巴蜀，建设了关中与蜀中两处“天府”，取得了向东扩张的坚实有力的经济后援。特别是与楚国对抗，因此而占有优势地位。巴蜀在战国后期以及秦代和楚汉相争时代的经济作用显著。而汉初又发育出富有的工商经济。汉武帝时代从这里起始，开始探寻丝绸之路的“西夷西”方向（王子今：《汉武帝“西夷西”道路与向家坝汉文化遗存》，《四川文物》2014年第5期）。这些历史现象在《史记》中都有明确具体的记述，体现出司马迁对巴蜀及“西南夷”历史文化的熟悉。这应当与他“奉使”西南的交通实践有关。
对于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裴骃《集解》引徐广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为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而司马迁“还报命”，与司马谈相见于“周南”，有一次影响中国史学史和中国文化史的重要交谈。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述：“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于河洛之间。”相见场景气氛悲切。“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司马谈以先祖的光荣鼓励司马迁。他继而感叹道：“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又嘱托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他说：“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在回顾周文化的成就之后，言及孔子的文化贡献：“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然而其事业有所中断，“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司马谈陈说了史家的责任。司马迁则诚恳地接受了父亲的嘱命。“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所谓“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而“迁俯首流涕曰”，记述了父子泪洒“周南”，两代历史学者之间的文化使命完成了庄严的接递。
司马迁“奉使”西南之行后，“河洛之间”的父子相见，司马谈的嘱咐和司马迁的承诺，是后来《太史公书》撰述完成的精神基点。
司马迁是在“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为五郡”之后，即“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的。而“还报命”，“见父于河洛之间”的时刻，完成了他人生的重要转折。
三、王国维：“史公足迹殆遍宇内”
对于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的“二十”之游，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中有所分析。他写道：“史公此行，据卫宏说，以为奉使乘传行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也。然史公此时尚未服官，下文云于是迁始‘仕为郎中’，明此时尚未仕，则此行殆为宦学而非奉使矣。”王国维还总体评价了司马迁的出行：“是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所未至者，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耳。”（《观堂集林》卷一一）
王国维注意到，“史公足迹殆遍宇内”，汉朝所有疆土，他大致都已踏行。还没有来得及实地考察，即所谓“所未至者”，只是“朝鲜、河西、岭南诸初郡”，也就是汉武帝新扩张版图中刚开始经营的“初郡”。
“初郡”，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使用的语汇，用以作为新占领区的行政地理符号。《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述了张骞策划的丝绸之路中一条重要线路的开发：“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史记·大宛列传》写道：“是时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巂、牂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人等岁十余辈，出此初郡抵大夏，皆复闭昆明。”所谓“初郡”，司马贞《索隐》：“谓越巂、汶山等郡。谓之‘初’者，后背叛而并废之也。”这样的意见可能是不正确的。“初郡”，应指仅仅获得早期开发条件及初步经营政策的地方，包括汉武帝新“置益州、越巂、牂柯、沈黎、汶山郡”。
四、历史的实地访问
司马迁走了那么多地方，他在万里行途中，并不是一般的旅行游览。他的每一步行程，都是其学术生命的一部分。司马迁游踪万里的实践，实际上可以说是与现代文化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有着某些相似之处。
除了《史记·太史公自序》有关“二十”出游的回顾之外，司马迁曾经在《史记》中的很多篇章以“太史公曰”的形式说到通过行旅实践艰苦的史学考察历程。
例如，在《史记》第一篇《五帝本纪》的最后，司马迁写道：“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他在传说中“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对当地“长老”进行以口述史学为形式的访古调查。
关于对数术文化的考察，司马迁在《史记·龟策列传》的最后也以“太史公曰”的口吻说道：“余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云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蓍百茎共一根。又其所生，兽无虎狼，草无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于助衰养老，岂不信哉！”所谓“观其行事，问其长老”，通过对“江南长老”言行的采访，增益了自己的文化识见。
《史记·孟尝君列传》中说“薛”地民风自有区域文化个性，于是“问其故”。此外，《史记·魏世家》说“秦之破梁”，“墟中人”“说者”有自己的理解。这些都是实地访问得到的信息。“问其故”以及对“说者”言辞的记录与分析，是司马迁史学行旅的重要任务。《史记·樊郦滕灌列传》所谓“吾适丰沛，问其遗老”，《史记·淮阴侯列传》所谓“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也是这样的访问。
五、历史现场的考察
上文说到司马迁曾经进行“南游江、淮”，“浮于沅、湘”，又“北涉汶、泗”的水系考察。这是对重视水资源条件、积极开发水利的农耕文明进行历史研究的基础。在《史记·河渠书》最后，他写道：“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史记·河渠书》作为最早的水利史文献，是在现场考察的基础上撰述完成的。“余从负薪塞宣房”，是亲身参加抗洪抢险工程的实践。
除了《史记·龟策列传》“太史公曰”说到的“余至江南，观其行事”的数术文化考察之外，对于执政者神往的“方术”之学、“鬼神”信仰、“祠祀”礼俗、“封禅”理想，司马迁也有通过亲身体验获得的史学认识。《史记·封禅书》的最后写道：“太史公曰：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所谓“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是对行旅实践的回顾。
古来英雄名士的遗迹，包括古都城、古战场，司马迁的实地考察体会融入了他的历史理解，完善了他的历史记述，提升了他的历史说明。如《史记·伯夷列传》：“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登箕山吊荒陵，得到了特殊的文化感知。《史记·齐太公世家》：“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这里对“齐”地的区域文化进行了分析。对于孔子这样的文化巨人，司马迁除了前引“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考察其事迹，体会其精神之外，《史记·孔子世家》还写道：“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作为历史学者，对孔学的深刻理解和崇高景仰，会因现场考察而有所增益。所谓“至圣”的赞美，后世得以继承。
战国争雄的历史，在司马迁笔下特别真切生动。这些记述，各有历史场景的亲身感受以为条件。《史记·魏公子列传》写道：“太史公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在“大梁”故城，考察之具体，以至于“求问其所谓夷门”。《史记·春申君列传》写道：“太史公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说秦昭王，及出身遣楚太子归，何其智之明也！后制于李园，旄矣。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相关历史评议，或许是“适楚，观春申君故城”时现场获得的体会。《史记·孟尝君列传》写道：“太史公曰：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史记》对孟尝君有较多关注，如鸡鸣狗盗的故事，新鲜生动如小说家言。太史公落笔处所体现的对这位人物的重视，也许与“吾尝过薛”的行旅经历有关。
对于历史文化信息之“世之传”者，司马迁有所采纳，但是也进行了认真的考量和思索。如《史记·魏世家》写道：“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可知司马迁的实地调查，在倾听当地民间声音之外，还加入了自己的深刻思考。
有关战国文化名人如屈原者，《史记》的记述远远超过了其他历史文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写道：“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史记》的情感表露，透露出太史公的心理倾向与文化立场的重要信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还写道：“自屈原沈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有关贾谊“吊屈原”的深切情思，司马迁是引为同调的。《史记·太史公自序》写道：“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贾生与太史公情感的“连类”，可以通过“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得以认识。
司马迁行旅感念涉及秦朝史迹的，有《史记·蒙恬列传》所说：“太史公曰：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司马迁还写道：“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对蒙恬等人严肃的历史批评，是在考察秦朝长城和直道之后形成的真知。这里所发布的重要史论，有长久的影响。胡亥明确取得帝位继承权后，蒙恬被迫吞药自杀，临终前有关于主持修筑长城与直道“绝地脉”，可能“罪于天”的感叹。对于所谓“绝地脉”，司马迁发表的否定性意见，体现了他清醒的历史认识（王子今：《蒙恬悲剧与大一统初期的“地脉”意识》，《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汉初英雄，即刘邦建汉时其战友们的早期活动，行旅中的司马迁亦多有关心。《史记·樊郦滕灌列传》的最后可以看到这样的话语：“太史公曰：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余与他广通，为言高祖功臣之兴时若此云。”《史记·淮阴侯列传》的文末也写道：“太史公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刘邦的功臣集团多“鼓刀屠狗卖缯”者，清代历史学者赵翼总结西汉初期的政治结构，称此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他同时指出，这种打破贵族政治传统定式的“前此所未有”的新政治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由此可以说明，“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历史表象告诉人们，新王朝之格局大变，似乎“天意已另换新局”，新的政治体制得以开创，“天之变局，至是始定”（《廿二史札记》卷二）。历史的变化，司马迁在书写这些文字时，可能已经有所体悟：“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
六、山川行历与“文气”养成
司马迁远程行旅的意义，文论家和史论家多以为有益于其精神与文气的涵养。《史记》非凡文化品质的形成，确实与作者的行旅体验有关。
苏辙曾经写道：“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上枢密韩太尉书》）凌稚隆《史记评林》卷首引马存语，又是这样评价司马迁出游的：“子长平生喜游，方少年自负之时，足迹不肯一日休。”他说，司马迁的出行并不是简单地为出行而出行，而是有更高的文化追求：“非直为景物役也，将以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他竟然从司马迁的文字中读出了其行旅体验：“观之，则其平生所尝游者皆在焉。南浮长淮、溯大江，见狂澜惊波，阴风怒逆，号走而横击，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望云梦、洞庭之陂彭蠡之潴，含混太虚，呼吸万壑，而不见介量，故其文停蓄而渊深。见九疑之芊绵，巫山之嵯峨，阳台朝云，苍梧暮烟，态度无定，靡蔓绰约，春妆如浓，秋饰如薄，故其文妍媚而蔚纡。泛沅渡湘，吊大夫之魂，悼妃子之恨，竹上犹有斑斑，而不知鱼腹之骨尚无恙者乎，故其文感愤而伤激。北过大梁之墟，观楚汉之战场，想见项羽之喑哑，高帝之慢骂，龙跳虎跃，千万兵马，大弓长戟，俱游而齐呼，故其文雄勇戟健，使人心悸而胆栗。世家龙门，念神禹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上有摩云之崖，不见斧凿之痕，故其文斩绝峻拔，而不可攀跻。讲业齐鲁之都，睹夫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彷徨乎汶阳洙泗之上，故其文典重温雅，有似乎正人君子之容貌。”
根据这样的总结，司马迁的行迹均有助于他的“文章”：“凡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而为文章，是以变化出没如万象供四时而无穷，今于其书而观之，岂不信矣！”
司马迁远游，百千路径，万里山川，四方传统，九州民风，当然有益于《史记》这部巨著文采神韵的焕发，同时，这位伟大史学家的辛苦行旅，其文化意义是复杂的，其文化作用也是多方面的。
七、交通史体验·交通史记忆·交通史解说
行旅，首先是交通行为。行旅实践最直接的文化收益，就是对交通地理的感觉，对交通条件的体验，对交通文化的理解。
秦汉是交通建设取得重要进步的时期。秦统一的第二年，秦朝“治驰道”，《史记》的《秦始皇本纪》和《六国年表》对此都有记载。《史记·李斯列传》还通过李斯“上书”告知读者，“治驰道”是秦朝最高执政集团主持的事。《史记》中有关“驰道”的记录凡12见。司马迁的行旅，应当多循秦“驰道”。在中国早期交通建设的历史记录中，由九原通往关中“云阳”的秦“直道”的建设，是首屈一指的重要工程。特别是在陆路交通建设中，其规划、选线、设计和施工，显示出空前的技术水准和组织效率。秦直道的开通和应用，在中国古代交通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军事交通的发展历程而言，秦直道也表现出里程碑式的意义。秦直道，可以看作秦政的纪念。
秦直道工程，仅见于太史公的记载。关于秦始皇直道修筑的起始时间，《史记·秦始皇本纪》写道：“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史记·六国年表》也记载：“（秦始皇）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司马迁又写道：“三十七（年）十月，帝之会稽、琅邪，还至沙丘崩。子胡亥立，为二世皇帝。杀蒙恬。道九原入。”关于所谓“道九原入”，《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述与帝位继承的政治史事件相联系：“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如果没有《史记》的相关记载，我们对于秦直道的知识很可能缺失。
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中以“太史公曰”的形式表达自己有关直道交通的亲身行走体验：“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所谓“固轻百姓力矣”，是体现关心民生的深心感叹。其中透露的民本意识以及对政治强权的否定和批判，特别值得敬重。
扬雄《法言·渊骞》写道：“或问：‘蒙恬忠而被诛，忠奚可为也？’曰：‘堑山堙谷，起临洮，击辽水，力不足而死有余，忠不足相也。’”对于“力不足而死有余”，有人说：“力者，功也。《周官·司勋》‘治功曰力’，是也。言蒙恬为秦筑长城，无救于秦之亡，以论功则不足，以致死则有余矣。故曰‘力不足而死有余’。”如此则扬雄的态度与司马迁“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之说显然不同。但也有人这样理解：“力不足而死有余，谓用民之力而不惜民之死，民力匮而死者多耳。”太史公曰“固轻百姓力矣，……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即此文之义”（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31页）。如此，则扬雄实际上在申发司马迁的观点。曾国藩的评议，尤为重视司马迁所谓“固轻百姓力矣”之语义：“《始皇纪》曰：二十七年治驰道。《六国表》曰：三十五年为直道，道九原，通甘泉。是直道与驰道不同也。蒙恬未治驰道，止治直道、筑长城二事，子长责其轻民力，可谓定论。”（《求阙斋读书录》卷三《史上》，清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刻本，第39—40页）而《史记》的读者都会注意到，司马迁这样的感叹，是“适北边，自直道归”，亲自经行秦直道，目睹这一非凡交通工程的宏大规模和坚实质量之后发表的。
本文来源：《月读》2021年第9期。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及时处理。